梁：當今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空前嚴峻。2007年有六七十萬大學畢業生沒找到工作，2008年將超過100萬。前幾年高校擴招，現在進入畢業高峰。又遇到國際金融風暴，全球經濟不景氣，外貿依存度過高的中國難以獨善其身，不少中小企業關門，或大批裁員，正常的企業用人也趨于謹慎，減少了就業崗位。一增一減，撞到一起了。

　　畢：畢業生和家長著急，國家領導人也著急。溫家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說，最擔心的是兩件事情，都跟就業有關，一是農民工返鄉問題，二是大學生就業問題。他說，政府必須把大學生就業問題擺在首位，并提出四條對策：第一，一些重大的科研專項吸收研究生和優秀畢業生參加；第二，一些大型企業盡管有困難，一定還要吸收、留住大學生和研究生，留住有真才實學的技術干部；第三，學校的科研專項可以吸收學生參與研究，延長他們在學校學習和研究相結合的時間，這樣既解決他們工作問題，還為今后的實踐打下基礎；第四，總還是有一部分同學，可能要從事與自己專業不完全相符的工作，但這是暫時的現象，我們不希望這樣做，因為崗位很緊，所以你們先找到工作，解決生活問題，然后，隨著我們經濟復蘇再調整工作。

　　梁：這些辦法固然不錯，恐怕不足以解決上百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難。有相當數量的大學生，連和專業不相符的工作也找不到。現在上大學費用很高，不少家庭為了供孩子讀書，節衣縮食，把家底都翻出來了。有的貧困生是貸款讀書。如果畢了業還沒處掙錢，會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畢：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把大學畢業生全部包下來。不論分配到黨政機關、國營工廠，還是事業單位，都是國家干部。當時大學畢業生數量少，一年才20萬，國家包下來沒問題。現在，已經增加到一年600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只能錄用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畢業生只能面向市場，選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有人提倡大學生獨立創業，但剛畢業就創業，少數人或許成功，對于多數人并不現實。

　　梁：現在解決問題的思路主要是財政出錢，給大學畢業生設置崗位，不論是當村官、支教，還是當科研助理，都是如此。但這只是權宜之計，不是治本的辦法。如果讓更多的人吃“皇糧”，讓已經臃腫不堪的財政供養隊伍更加臃腫，這樣下去納稅人負擔不起。有學者按人們的活動劃分政治、經濟、社會三大領域，把社會組織相應地分為三類，即政府組織、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如果說政府組織是第一部門，營利組織也即企業是第二部門，各種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就是第三部門。第三部門就是常說的社團組織，如果能夠正常發育起來，會給大學畢業生提供廣闊的就業空間。

　　畢：中國不是沒有社團組織，但現存的社團組織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官辦的社團組織，比如你熟悉的作家協會，實際上有行政級別，工作人員占的是行政或國有事業編制，工資是財政全額撥款，其實是變相的行政機構，大學畢業生想擠也擠不進去，社會進步也不應當讓更多的大學生擠進去。還有一種是民間自愿結合、自我發育、自籌經費、服務社會的社團組織，比如我們知道的自然之友、綠家園志愿者。這類組織是公民社會的細胞，有活力，有生氣，在環保、扶貧、教育、維權等公益領域做得有聲有色。但民間社團目前注冊登記很困難。很多社團因為找不到政府機構做主管單位，活動了多年，也不登記，或申請登記得不到批準。得不到登記的民間社團，吸引有職業的公民業余參與問題不大，吸引已經離退休的老年公民參與問題也不大，但為大學畢業生提供正式就業機會，就很困難。

　　梁：在西方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的公民，選擇民間社團就業是很正常的現象，既能獲得合法的收入，有發展空間，也能受到社會的尊重和認可。但目前在中國，決策者還只想到在第一部門和第二部門安排就業，沒想到第三部門，尤其是民間社團也是大學生畢業的出路。其實，隨著中國的社會轉型，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發展很快，據民政部統計，已經達到近50萬個，實際數量可能更多。如果每個組織錄用一名大學畢業生，這是多少就業崗位？我不否定大學畢業生當保姆，但對大學畢業生來說，到民間社團做事，總比當保姆更爽一些吧？

　　畢：現實情況是，民間社團有強烈的發育要求，但沒有必要的制度空間。學者李凡看得很準：“原來的社團登記管理條例有兩個目標：一是限制社會組織發展，既要控制社會組織的數量，也要控制社團發展，有選擇地發展社團；第二要嚴格控制社團的運作。”在這種環境里，民間社團活動很難。吳敬璉先生、江平先生的社會地位不低了吧？一個當過全國政協常委，一個當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但他們發起創辦的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險些夭折。茅于軾等先生創辦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影響夠大的吧？但前幾年也差點休克。名人尚且如此，無名之輩要想成立個社團，其難度就可想而知了。

　　梁：為緩解大學生就業難，決策者也應當盡快拆除門檻，讓中國的民間社團發育起來。(梁子民 畢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