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上的學生又稀稀拉拉了。就像北方大旱田間的麥苗一樣，就像金融危機下南方工廠開工不足的車間一樣，這是一種讓人感到焦慮的稀疏。記者調查發現，專收農民工子女的民辦學校福州山越小學開學時注冊學生不到1100人，比上學期的1400多人少了300多人。流失的孩子到哪里去了？據說，或者暫時呆在老家農村，或者隨父母異地打工去也。(《中國青年報》2月11日)

　　孩子的異地流動，或者暫停流動，大概是這一輪金融危機帶給中國經濟社會的一朵小小浪花吧。既然上千萬的農民工紛紛失業，滯留鄉間或者被迫轉戰異地，那么，他們的子女也就只能隨之變動不居、四處流浪了。這既是他們的身份約束所決定的，也是變化社會中冰冷堅硬的城市擠出效應。這種狀況可能在相當長一個時期里持續，然而，流浪注定就應該是農民工子女的童年嗎？

　　城市的擠出效應往往更多或者更強作用于邊緣人群，經濟的限制，身份的制約，進城農民工子女雖然在城市里邊生活學習多年，亦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且，物質生活的困頓，往往與精神世界的孤獨、偏執伴生，幾種因素相互交織、強化的結果，使得原本被迫流動的人群更加習慣流動，成為他們不得不接受的人生經歷。由此造成的精神荒蕪，已經引起很多有識之士的關注。

　　當然，這些年來，我們每每見到政府消除此種效應的努力，取消農民工子女借讀費，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等等，只不過，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不改變的大框架下，僅僅是“教育幫助”遠遠不足以使他們成為城市新市民，也就不可能使他們改變其浮萍一般的命運。水落則石出，此番金融危機一來，農民工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紛紛返鄉，以往對于農民工子女的努力也就隨之煙消云散了。

　　可見，如果不嘗試著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壁壘、二元管理的問題，農民工子女的流浪命運就不會終結，地方政府出臺的種種針對農民工子女的善政就只能是小修小補。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已經有第一代農民工為之付出了青春年華，他們的子女理應在城市里邊找到自己的位置。這不僅僅是這一人群的權利使然，也是城市發展的需要、社會發展的需要。土地一年都不能干旱，一代人焉能順其自然地在流浪中荒廢？

　　正月十五一過，無比壯觀的春運就快煞尾了。然而，在連接城市和鄉村的各種道路上，依然奔波著千千萬萬的打工者和他們的子女。年復一年，這些流動的孩子大體上就在路上、在日見破敗的鄉村和越來越光鮮的城市之間度過著他們的童年。當從鄉村通向異地的目標越來越不確定時，流浪也就越來越呈現出滄桑的一面。流浪到遠方，于他們而言，不只是一種人生的浪漫，更是沒有終點的跋涉。

　　一葉知秋，透過孩子這滴水珠，我們看見了一部分中國人的真實人生。我想，這里邊決不是短期困境的放大，也不是個體福利的暫時缺失，而是關系到未來社會是否和諧的根本大計。一個建立在流浪少年的基礎之上的生活教育環境，究竟讓誰感到悲哀和恐懼？在詩文中，在歌詠中，流浪固然可以呈現讓人向往的美麗，但流浪不該是同樣是祖國花朵的農民工子女注定的童年。(涂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