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3月4日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談當前大學生就業，他說：“我們經常說，大學生就業存在專業設置和社會需求之間、大學生實踐和動手能力與企業需要熟練的技術人員之間、大學生就業的期望和現實之間的矛盾，還有一些歷年都留下的問題，在以往，這些問題可能處在主要的位置，但是今年，由于金融危機的出現，這些問題都退居次要。”(人民網3月4日)

　　顧海良代表的話，讓我想起了一位大學領導近日與我的交流，他說：“他們馬上都畢業了，你們建議對學生進行職業發展指導、開展創業教育、注重人才培養定位，這些都來不及了，能不能說點實用的？當前大學生就業關鍵在于為學生想出路，遠水解不了近渴。”

　　顧海良代表和這位校領導的話都有道理，也看得出他們確實為畢業生就業揪心。可是，他們的話，給我似曾相識之感——這么多年以來，每到畢業生就業時，一些高校領導不就這樣說么：當下最主要的問題是怎樣解決畢業生的出路，需要做“短線”，而不是“長線”。事實上，大學生就業難，并不是一個新話題。在筆者看來，過去8年來，從政府到學校，一直以“救急思維”來解決大學生的就業困難，總是應對當下之急，導致深層次的矛盾不但沒得到緩解，反而加劇，直至積重難返。

　　2002年，1999年擴招之后的第一批專科生畢業，畢業生人數一下子從上年的115萬擴大到145萬。當時，有專家針對就業形勢 ——2003年的畢業生將再增67萬——建議高校放緩擴招步伐，注重培養質量、開設學生就業指導課。可是，幾乎沒有任何高校接受建議，不但繼續擴招，而且跟風開設一大批聽上去時髦、卻不需要太多硬件設施的專業，還借勢專升本、改校名招攬生源，而系統開設就業指導課程的學校也寥寥無幾。

　　一邊是擴招、發展學科、專業，一邊是就業難。每年應對就業難，政府部門和高校的“救急”措施大致有三：其一，擴招研究生。在大學畢業生人數的第一個高峰年 2003年，國家決定研究生擴招35%，次年再擴招22%。2005年，研究生在校生規模就已超過100萬，讓很多高校實現了“研究型大學”建設的夢想，也讓研究生質量嚴重下滑，迅速貶值。

　　其二，鼓勵大學生去基層。每年就業之際，各高校都會鼓勵大學生志在四方，去不發達地區，這本是一個好的思路，可是卻以救急的態勢出現，缺少長遠考慮，高校完成上級規定的“任務”、基層單位完成大學畢業生的“接收”，“就業”工作似乎就結束了。大學生在基層的事業發展，基層工作的職業吸引力建設，沒有人更多關注。同樣的“救急”行動，還有鼓勵大學生創業——從來沒有或者很少在學生中進行創業教育的大學，卻在就業時倡導學生去自主創業，聽上去很美，可實際效果很差。

　　其三，“狠抓”就業率。詭異的是，隨著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困難，高校公布的就業率卻越來越高，就業率反就業難而行，可想而知高校把就業功夫用到了什么地方，比如，有消息說，有高校要求畢業生必須拿就業協議來換畢業證，有高校要求導師解決學生就業問題，還有高校出面與企業簽訂學生假聘用合同。更雷人的是，北京化工大學北方學院近日要求畢業生家長簽署承諾書，保證在一定期限內幫助孩子簽訂并上交就業協議書或靈活就業……

　　以上的“救急”思路，不知道還要延續到何時。從對教育發展和學生成長負責的角度，“救急”是一種不負責任，也難以為繼的思維。要讓大學生走出就業困境，必須下決心從頭做起，打好基礎。誠然，對于當年畢業生，從頭做起，打好基礎的“長線”建議可能不管用，可是，如果學校立即行動，對于3、4年之后的畢業生，不是還“來得及”嗎？或者說，3、4年之前，學校就采取這種行動，今天的大學生就業會陷入如此困境么？

　　對大學來說，有沒有與其他高校不同的人才培養定位、有沒有嚴格的教育質量監控體系、有沒有根據市場需要自主調整學科調整專業的機制、有沒有從大學新生就開始進行的職業生涯規劃指導、有沒有信息充分的就業數據庫、有沒有對畢業生的調查與跟蹤，如此等等，是保障大學生培養質量，讓大學生順利就業的前提。

　　對政府來說，引導與鼓勵大學生去基層就業沒有錯，但是，吸收、容納大學生最多的領域是服務業，以及對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提升職業內涵)，如果不發展服務業，不提升自主創新與研發能力，社會其實需要不了那么多大學生，培養難以就業的大學生，必然是國家資源與個人資源的雙重浪費。政府有必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創造對大學生的有效需求。

　　從今年起，每年將有600多萬的大學畢業生加入就業大軍，政府部門和大學，該采取務實的態度，系統審視高等教育發展，思考大學生的培養與使用了。教育與就業，本就不可“短線”操作。(作者系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早報評論專欄作者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