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浙江大學藥學院副教授賀海波論文造假被揭發,造假論文中八篇附有該學院院長李連達院士的署名。經調查,沒有證據說明李院士參與了論文造假,所以,校方對賀海波開除處理,對李院士則不再續聘院長一職。對于被署名一事,李連達院士拋出一個理由:自己在不同兼職機構中帶有5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時間不夠、精力不夠。由此,院士兼職過多,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

　　院士兼職過多,由此而引發各種形式的學術腐敗,實質上是因教育制度、學術制度的不健全而導致的一種必然結果。在我國教育體系中,行政力量始終是一股支配性的力量。行政力量決定怎樣支配教育資源,怎樣通過211工程、985工程, 乃至各種國家級、省部級課題的分配,從而控制了高校的學術研究。在高校之內,行政力量也以同樣的方式支配不同的院系。可以說,在當前的教育制度中,行政力量的極度膨脹,幾乎把整個高等教育都納入了教育行政體系之中。

　　院士,本來是對學者在本專業研究中達到的水準予以承認的一種名譽稱號。但是,在行政化的教育體制中,這一名譽稱號已經蛻變為一塊金字招牌。在教育行政化的現實中,對高校的評價被行政力量所掌控,于是,申請項目的數量、發表論文的數額、出版專著的多少,成為衡量高校辦學優劣的標準,由此而導致高校在這些方面互相惡性競爭。大眾所熟知的種種學術怪現狀,包括學生買版面發論文,教師論文抄襲,其根源都由此而來。而“院士”的金字招牌,要比其他很多衡量標準更加好用。在今天,院士數量直接成了衡量高校水平的重要標準。在申請項目上,只要有院士掛名參加,高校單位申請各種項目、工程、課題,獲得碩士點、博士點,也容易很多。于是,許多高校不惜一切代價聘用院士。而許多院士也樂得迎合高校需要,以期名利雙收。但是,院士人數有限,精力有限,許多高校的院士,實際上都是掛名,根本不可能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方面起到真正的作用。可以說,那些兼職眾多而不負實際責任的院士們,正是利用了制度的漏洞,迎合了高校的需要,而為了利益,自愿把自己變成“花瓶”。

　　在院士成為“花瓶” 過程中,“院士”所負的責任,一點也不比“制度”所負的責任更小。一般而言,這些院士,都是經過了自己的辛苦勞動而獲得成功的知識精英。知識精英如果缺少了作為精英的道德自覺,就會把自己的榮譽當成資本。可以說,一個社會,如果連其中的知識精英都失去了起碼的人格操守與尊嚴意識,隨意揮霍自己的榮譽與聲名,不但不把榮譽與聲名視為責任,反而將之視為利益,如權力尋租一般,無所不用其極地使用它,用以謀取自己的利益,那么,這個社會就不會有培養出真君子的希望。

　　近年來,教育界之怪現狀不斷出現,奇談迭出,怪事叢生,其根源多可以追溯到教育行政化問題上。如果教育制度沒有改善,光靠“加強學術道德和學風建設”,永遠不可能凈化學界風氣。必須改革高校中官本位的管理制度,實現真正的學術自由,學術腐敗才可能根除。(陳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