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重慶市前不久曝出今年應屆高三學生中有上萬考生沒有報名參加高考的消息，湖北省教育廳昨天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今年該省約有2.6萬學生放棄高考。有關專家表示，湖北棄考生比例占總數約5%，高中生流失率在正常范圍內。(文匯報4月15日)

　　我不清楚專家們怎樣得到“流失率在正常范圍”的結論，按照基本的常識，得到這一結論，首先要有對正常流失率的標準界定，即多少流失率屬于正常，其次，須有對具體情況的分析，即這些學生是為什么流失的——即便在正常流失率范圍的流失，也可能是非正常流失。

　　對于怎樣的流失率屬于正常，我們找不到相關文獻資料。在網絡上，我們可以查到部分地區對小學流失率、初中流失率的調查，在義務教育階段，根據《義務教育法》，哪怕是萬分之一的流失，也是不允許、不正常的，因為接受義務教育是公民的強制義務，地方政府和義務教育學校、家長有責任保證適齡兒童和少年接受完整的義務教育。而對于高中生流失率，沒有見到調查與統計，對于高考報名流失，更是最近這幾年才發生的事，從非義務教育角度看，高中求學期間流失以及高中畢業不報名高考，本無所謂正常與非正常之分，這是作為受教育者的公民的正當權利。就如同初中畢業生想升學高中，但沒有通過選拔考核而被迫中斷學業一樣，在高中教育沒有納入義務教育時，再高的流失率在法律范圍內，應該都屬正常。

　　所以，我們很難清晰地知道，專家們認為的“正常”，是認為這種選擇符合法律，還是這種選擇可以被接受。

　　而從可以被社會接受來評價棄考行為是否正常，則需要回答如下問題：考生究竟因什么而放棄高考？是因為自己實力不濟，無望考上大學；還是高校學費太貴，讀不起大學？是因為讀完大學，同樣就業艱難，前途迷茫；還是在高考之外，有著其他同樣可以成才的選擇，而且相對而言，其他選擇更有價值，更符合個性與興趣？這四方面放棄高考的原因，第二個和第三個導致的棄考，都可以視為情理中的不正常，而第一個和第四個原因，才既符合法理，又符合情理。

　　從媒體報道看，教育部門和專家，對于學生的棄考原因，并沒有全面調查，而把所有的棄考原因，都歸為符合法理和情理，湖北教育界人士分析的三方面原因——包括正常流失，如參軍入伍，失學打工等，這批學生多在高三前已棄學，也有少數出國學習；相當數量學生估計“高考無望”，選擇中職身份；一些學生高考前覺得升學無望自動棄考——都想說明，考生是因無望成功高考，以及在高考之外有其他出路，而“理性”放棄高考。

　　如果在高考之外，學生有廣泛的出路，我想沒有人會對高考棄考大驚小怪。在發達國家，雖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平均達到60%以上，但仍舊有相當數量的高中畢業生，不選擇馬上進大學，而是直接工作，或者在工作幾年之后再進大學，因為在這些國家，學歷不是用人的重要標準，而普遍關注勞動者的能力與素質，上大學對勞動者而言，不是為了獲得作為職業敲門磚的大學文憑，而是獲得能力與素質的提高。我們國家，已經在用人制度上，為所有勞動者創造了這樣的環境了嗎？

　　而就是在學生可以有多元成才選擇的發達國家，他們的教育體系，同樣要分析，學生為何會放棄高考，因為作為學校而言，只有努力吸引更多的受教育者，才能在教育競爭中保證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如果受教育者拋棄教育，那么學校就有關門的危險。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國家的大學，包括世界一流大學，紛紛降低學費標準、增設獎學金，以吸引學生報考。

　　打破學歷社會僵化的用人標準，給所有學生多元的成才選擇，在多元的選擇下，高校通過提高教育質量、提供優質教育服務，這就是受教育者與社會，以及與教育者之間的健康關系，受教育有自主選擇權，高校在選擇中競爭。在這種健康的關系下，學生放棄升入大學，不會令人驚訝，也不會滋生“讀書無用論”。相反，如果沒有這種健康的關系，學生在沒有更多的選擇與出路之下，而是由于大學過高的學費、迷茫的未來而棄考，就會產生連鎖反應，讓流失率從高考報名下移到高中求學，再下移到初中、小學，成為不但情理上不正常，法律上也“不正常”的低齡輟學與讀書無用了。 *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