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意味著主動承擔某種責任或使命。在責任和使命的驅使下，年齡、性別和身份的差異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17歲的女孩王思凡在地震前曾經有個殷實的家庭，但現在她和千百萬受災群眾一樣失去了曾經擁有的東西。盡管到現在她都沒有一個被承認的志愿者身份，但這些并不會影響到她每天為行動不便的受災老人喂水喂飯。同為志愿者，來自成都一家集團公司的銷售總監陳巖在地震后的80多個小時里只睡了5個小時，而他卻和國家救援隊一起救出了20多名80多個小時里只睡了5個小時，而他卻和國家救援隊一起救出了20多名幸存者。

　　每天奔波在救災一線的志愿者雖然無私，但災區百姓會永遠記住他們，這也許是對實現自我、張揚責任的志愿者們最大的回報。他們在災難中學會關愛，在煩瑣中培養耐性，在艱難中激發堅韌，在絕地中尋找希望。志愿者必將成為當代最具風格的人群之一。

　　汶川大地震中活躍著一個90后的群體，他們沒有被相關部門承認的志愿者身份，卻默默做著大量的志愿工作，其中很多還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逃學女孩每天照顧仨老人

　　昨天中午12點，在收留了大量災民的綿陽九洲體育館的露天走廊里，17歲的女孩王思凡正在給躺在鋪蓋上的一個老人喂飯。她現在每天都在照料3名在地震中失去親人的老人。到了吃飯的時間，她就拿起3個飯盆，逐一給他們打飯，其中一位老人患有嚴重的肘部關節炎，需要她親自去喂。

　　5月12日地震發生，王思凡逃生時只帶出了自己的一大包化妝品。她家房倒屋塌，只能露宿街頭。“我家本來在當地還算是有錢人，現在跟所有災民一樣，一無所有。”王思凡回憶說，“當天我是逃課沒去學校，后來才知道，我們的學校整個都塌了。跟我玩得好的幾個女孩都不在了，唯一讓我高興的就是爸媽都沒事。”

　　從被困、斷糧到救援隊將他們一家人救出去，再到被安置在綿陽的九洲體育館，北川災區的整個救援過程她全部親歷。剛被安置在九洲體育館的時候，王思凡說自己厭惡極了，所有人都睡著地鋪，有些墊在下面的被子已經臟得不成樣子。“大概兩天之后吧，我就不討厭了。一家有事，所有旁邊的人，只要是還能動都會去幫忙，我就在想，我應該也做點什么。”

　　第三天早晨，當王思凡出現在父母面前時，父母幾乎認不出自己的女兒了。原本燙得像方便面一樣的頭發利落地扎了起來，濃重的眼影也被擦去，鼻孔左邊的鼻環、嘴唇下面的唇釘都被王思凡悄悄剪斷。她說：“老人們一般都接受不了我以前的那種打扮。”

　　因為王思凡只有17歲，今年還未成年，雖然如愿以償地做起了志愿者工作，但是她卻得不到志愿者的身份，依然只能掛著跟其他災民一樣的“救助證”胸牌。“做不做是我的事，有沒有身份無所謂。”

　　本想救人反被困

　　輾轉數日終于遂愿

　　“我知道做過志愿者在大學考試的時候有加分，但我可不是為了這個。”來自四川省樂山市的孫達雖然是1990年出生，但是還有4個月才到18周歲，因為上學早，已經是大一的學生了。他是從重慶自己就讀的大學里逃課出來，跑到災區的。

　　孫達說，汶川地震發生后，看到電視里轉播的災區情況，孫達就決定要到災區來做志愿者，于是5月14日，他悄悄收拾了行李，買好了水和食物就從重慶去了成都，走前給寢室的同學們留了一張紙條。

　　到了成都以后，孫達一心想要去最艱苦的地區，結果跟上了一個成都來的志愿者三人組，輾轉來到了映秀。剛到映秀，歸路就斷了，結果他們4個人在映秀被困了4天。水和糧食都吃完了，結果自己反倒也成了需要救助的人，直到5月17日才被送回成都。

　　“這段經歷讓我覺得很尷尬，平時成年人都拿我當孩子，我還不服氣，其實我真的就是個孩子。”孫達說，“現在我總是在想，自己真是不成熟，但就算我是個孩子，我也可以做我能做到的事。”5月18日，只在成都休整了一天的孫達就又跑去了綿陽，在九洲體育館，他成功弄到一張“救助證”，開始了幫助災民的工作。

　　被埋的時候發誓

　　如果活著就要“做點什么”

　　來自北川縣的張文進，一個16歲的羌族男孩，也默默在九洲體育館做著志愿工作。大地震讓他失去了父親，失散了很多親人，守著母親和剛剛3歲的妹妹成為了數萬災民中的一員。原本安排他與母親、妹妹一起住在體育館內部，但是張文進拒絕了，因為體育館內對母嬰災民嚴格保護，不能隨便出入。

　　張文進說，自己是被人從廢墟里扒出來的，埋了整整6個小時。“這是上天給了我第二條命，我被埋著的時候就決定，如果能活著出去，一定得做點什么。”

　　跟隨“災民大軍”來到綿陽九洲體育館后，張文進立刻去找了綿陽團市委在體育館的站點報名志愿者，因未成年人“未遂”。“我后來找到一個醫療點，就在他們那里開始工作。”張文進說，“我幫忙做的工作主要是清查災民住的地方是不是突然有人病倒，以及平時給病人送藥。”

　　幫助別人，張文進有自己的一個“原則”：堅決不管那些年紀輕輕坐等救助的人。他說，在他們羌族人中，男孩到15歲就已經算是男人了。（倪家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