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央國家公務員考試成績已公布，部分考生驚訝發現自己的成績竟然為零，當得悉是因“試卷雷同”被判定作弊時，一些考生集體喊冤，紛紛表示要訴諸法律。而日前國家公務員局公布的信息則稱:今年查處公務員考試作弊者近千人，分布在全國31個省(區、市)，有515人屬集團作弊。對“試卷雷同”即判為作弊，網上出現爭議(1月18日《楚天金報》)。

　　俗話說，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不同的考生在獨立作答的情況下，一般試卷出現雷同的幾率是非常小的。所以長期以來，以試卷雷同來推斷考生考試作弊，已經成為各種考試中懲治違紀行為的一個通例。尤其是面對誠信下降、弄虛作假成風的考試混亂狀態，為應對作弊手段和技術的先進化、臨場監考難以抓住作弊現行的困境，在考試中推出“雷同試卷甄別系統”，以技術手段確保考試的公正公平，應當說是煞費苦心。對內容雷同的試卷判處作弊，也近乎是遏制、懲治作弊這種不良行為的“最后一道關口”。

　　然而，作為一種影響考生重大權益的行政處理，這種依賴技術手段以“試卷雷同”為根據判定考生違紀的做法，本身存在正當性疑點。考試原本就是公平競爭的一種方式，特別是國家公務員考試，直接關系到普通公民能否進入公務員隊伍，尤為需要秉持公平公正。所以，在考試中嚴格杜絕各種弄虛作假行為，是確保考試公平、維護考生利益的必要舉措。但同時，對于作弊行為的認定和處理，由于直接損害到相關考生的利益，亦須慎重。遺憾的是，實踐中以試卷雷同判處作弊的慣例，其實質帶有明顯的“有罪推定”色彩，對收到處分的考生而言是缺乏程序公正的。

　　作弊作為一種違紀行為，理當受到相應的處分。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如果把考試作弊視為一種犯罪，那么試卷雷同最多只能證明考生有“犯罪的嫌疑”，只能為偵查機關提供“破案線索”，而不能用來作為最終“定罪量刑”的根據。在缺乏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僅憑試卷雷同就判處作弊，猶如司法實踐中單憑口供定罪一般，是一種典型的事后“有罪推定”。而且，就國家公務員考試而言，官方對考試違紀行為的認定處理，往往表現為一種行政行為，必須講究客觀公正。在法理上，對相對人作出行政處理必須恪守“先取證后裁決”規則，也即處理決定須在證據切實充分的基礎上作出，否則其行政行為就構成法律上“可撤銷”的情形，失去了合法性、正當性根基。

　　總之，通過考試選拔官員，本身就是一種程序取材的機制，尤需關注程序上的公正。作為最古老的程序法則之一，任何人在作出不利于他人利益的決定時，都應當事先聽取他人的意見。遵循此理，有關部門在未展開任何實地調查也未聽取考生意見的情況下，單憑專家組和“雷同試卷甄別系統”就作出違紀處分，顯然有違程序公正法則。而且，所有雷同試卷的考生都被判為作弊，打擊面也過大，既然是有抄襲之嫌，總有抄襲者和被抄襲者，如果被抄襲者是在無過錯情況下也被打入“冷宮”，豈非極大的不公?

　　法治社會，程序公正乃判斷一切社會制度優良的標準之一，而絕非僅限于法律制度領域。在國家尚未出臺《考試法》之前，遵循程序公正的理念，對認定處理考試違紀行為的慣例進行改良，也是推行考試法治化建設的重要思路。由此看來，以“試卷雷同”認定作弊的慣常做法，就大有較真和反思的必要。(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