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2009年說成“就業年”，相信反對者不多。

　　去年底，教育部在連續多年作出“就業形勢嚴峻”的判斷后，再次發出了“2009年更嚴峻”的重要提示。在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漸顯露之后，大學生“就業難”成為今年的民生難題。春節前后，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和部署，各地正在千方百計推出各種措施，力促百萬“待業”大學生和新增610萬畢業生順利就業。

　　團中央加大了對“大學生西部志愿計劃”的支持力度，免除志愿者大學期間的貸款；軍隊征兵加大了大學生入伍的比例；許多地方政府提出了“保就業就是保企業”，通過對中小非公企業的扶持，確保崗位的存活；大量“見習基地”應運而生，為畢業生們提供免費的技能儲備……這些措施，溫暖著寒冬里的莘莘學子以及他們的家庭。

　　近期許多高校畢業生反饋的就業動向仍不容樂觀。調研顯示，盡管有種種鼓勵之舉，但面對西部與基層、農村與中小企業等政府力推的就業去向，大學生們仍猶疑不定。而機關事業單位、大型國企以及大城市，仍然是他們的就業首選。

　　與農民工找工作不同，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勞動者隊伍中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卻不到5%的大國，在一個正在快速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一年新增600萬大學畢業生，應該不至于難以消化。

　　問題在于，中國的城鄉分割、東西差距、戶籍制度、保障差異，讓很多大學生不得不承載改變自身乃至下一代“身份”的重任；高等教育的高成本投入，更讓一個個大學生家庭就業期望值“水漲船高”。倘若無法實現這些期望值，甚至面臨長期失業，對大學生個人及其家庭的影響，可想而知。

　　拓展就業空間，除了要改變就業觀念、調整產業結構外，更重要的，還是要逐步完善制度，讓大學生就業少承受一點附加的社會轉型之痛。

　　為什么公務員考試能成為“第一考”？穩定的飯碗，規范的勞動關系，養老、醫療的保障等，意味著公務員少有生活風險與各種后顧之憂。而如果是去農村，去民營企業工作，或者個人創業，待遇不同甚至相差很大，在保障指數迥異的制度與社會背景中，就業的“廣闊天地”，確實有很大的局限。

　　社會保障滯后所帶來的轉型之痛，因其復雜性、困難性，而常常不得不讓人“繞行”。拓寬就業空間，確實是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的當務之急；但要從根本上解決，需要的是制度創新，讓大學生敢于走向更廣闊的就業之途。(吳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