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浙江大學藥學院論文剽竊事件發生后，處于風口浪尖的李連達院士無奈地拋出一個理由：自己在不同兼職機構中帶有5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時間不夠、精力不夠。院士兼職過多，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

　　院士為何兼職多？

　　院士和聘請單位互惠互利

　　“我國現有687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713名中國工程院院士，可是如果從各單位報項目的署名來看，應該有幾千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黃安年介紹說。這“多”出來的數千名院士從何而來？來自于院士身兼多職。以李連達院士為例，兼職的頭銜就有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國中醫科學院醫學實驗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藥學院院長等十幾項之多。

　　院士為何兼職多？黃安年說：“院士和聘請單位可以達到互惠互利。”高校在這方面最為明顯，他們為爭取一些項目聘請兼職院士來“充數”、“撐門面”，比如在支持重點高校的“985”工程的申請中，這種現象很常見。如此一來，學校的各項考核指標過了關，院士也能名利雙收。

　　目前在美、英、日、德、法等國，其科學學會會員的身份大致等同我國的院士，但其僅僅是一種榮譽稱號，是對他們科研成就的承認。雖然學會也為會員的科研活動和交流提供一些便利，如有的學校為了表示尊重，會為院士專門留出一個停車位，但其身份并不具有經濟和行政意義。而在我國，一旦當上院士，就意味著能爭取到更多的科研經費，院士成為眾人爭搶的金字招牌。高校為擠進一流大學的行列想方設法聘請兼職院士，院士數量成了衡量高校水平的標準。各地也大打院士牌，政府機關和企業的顧問名單中院士的名字經常被置于醒目的位置，因為所聘單位間的利益之爭而引發的院士間的“口水戰”也時有發生。

　　如何規范院士兼職？

　　院士應嚴于律己，制度上應設立門檻

　　有專家表示，不可否認，特別是對于西部地區的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和企業等科研力量薄弱的單位，院士通過兼職給予智力支持，還是有一定意義的。然而院士大多工作繁忙，如果兼職過多，自然分身乏術，一年到頭難得指導幾次，很難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了。

　　“院士兼職應謹慎。力所不及、不能認真盡責的職務不要兼任，特別是負有行政責任的實職更應謹慎。”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院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杜祥琬院士說，院士不要過多兼職，對于“多還是不多”有一個判斷依據，就是“你能不能對每一項工作都盡責”。

　　2006年，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會議上通過了《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關于院士兼職問題的幾點意見》，指出“院士應避免過多的社會兼職，正確處理好相關的待遇問題，防止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社會對院士的一些過分特殊的待遇”。

　　2008年，中科院學部主席團會議再次重申：學部鼓勵和支持院士為社會多做貢獻，但反對兼職過多、徒掛虛名和索取不當報酬。中國工程院在寫給院士的一封信中則提醒院士，嚴謹治學、嚴于律己，不宜多兼職。

　　“兼職而不負責只是顧此失彼的方法問題，如果出了丑聞，那就難逃干系。為自己、為學生、為學術，建議這些兼職過多的院士和知名教授量力而行，不能只顧名利雙收，不顧責任重如山。”黃安年說。

　　“院士兼職不能影響本職工作”，南京大學校長陳駿說，南京大學現有33位院士，在全國高校中排名第三，全校沒有一位院士在外兼職(指領取工資的非榮譽性兼職)。陳駿認為，人的精力有限，一些院士兼職過多，雖拿著兩份或多份工資，但根本不能盡職盡責，對于任職單位和兼職單位都是一種損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院士表示，院士兼職應該公開化，比如公開兼職機構、兼職收入等等。現在的院士兼職存在很多灰色收入，如果兼職能夠公開化，會增加透明度，這樣全社會都可以對院士本人和聘請單位進行監督。

　　院士不該是“花瓶”，花了大價錢聘來的院士不能形同虛設。有學者建議，應當從制度上規范高校聘用院士的標準，譬如，不妨規定特聘教授一年工作不得少于9個月，講座教授不得少于3個月。這樣一來，你就是擔任“名譽教授”，最多不可能超過4家高校，從而達到限制院士兼職過多過濫的目標。

　　專業范圍內的兼職要適度，對于專業范圍外的兼職，中國工程院在致院士的信中表示，院士不是“萬事通”，應避免參加各種與自己專業無關的評審、鑒定、咨詢等活動，要拒絕為商業性廣告造勢，旗幟鮮明地反對偽科學和封建迷信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