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立法規定精神損害賠償

　　對未成年受害者進行民事賠償，以撫慰受害者身心。而我國目前對未成年性侵害的賠償不足，甚至使受害者品嘗了更多的屈辱。在佟麗華接觸的案件中，一個受害少女才得到100多元民事賠償。

　　佟麗華說，民事賠償在性侵害案件中一直都是個大問題，因為依照現有的法律規定，不管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還是刑事案件結束后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都不支持，只支持直接的物質損失。司法實踐中一般也只是賠償少量的醫藥費，而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損害得不到有效安慰。在統計的案件中，有15個案件的被害人及其家長不愿意報案，而通過私了協議以獲得賠償。

　　佟麗華認為，解決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民事賠償問題，最根本的方法是通過立法將精神損害撫慰金納入賠償范圍。“但在立法沒有修訂的情況下，建議被害人盡量將傷害轉化為直接的物質損失，司法機關也通過盡量多支持賠償請求彌補現有精神損害賠償不能支持的不足。對于未成年人，可以將受到的心理傷害轉化為醫院對于精神疾病的診斷結論要求賠償，即主張心理治療的費用等。司法機關支持該類訴訟請求，既符合法律的規定，又彌補了精神損害不賠償的不足，最大限度撫慰了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人的精神傷害，體現了司法的公正和人性化。”

　　建議設定強制舉報義務，打破隱蔽性侵害

　　從分析報告中可以看出，家庭內監護人實施的性侵害案件時間長，隱蔽性強，危害大，問題嚴重。我國法律沒有規定特定人員對兒童遭受包括性侵害在內的舉報義務，是該類案件隱蔽的重要原因。

　　佟麗華認為，如果出于“家丑不可外揚”等原因不主動報案，法律又沒有設置發現后強制舉報的義務，那么很有可能導致侵害人實施的性侵害案件成為隱形案件或者不得不遭受長時間的侵害。因此從預防該類案件出發，他建議在法律上設立社區人員、醫生或者教師等與未成年人生活比較接近或經常接觸人員的舉報義務，發現未成年人可能遭受性侵害時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

　　實際上，我國已經進行了相應的一些探索。濟南試點社區組織相關人員深入了解本社區兒童的狀況和遇到的問題，石家莊試點社區建立了兒童求助熱線并及時公布，居委會工作人員在巡查的過程中及時發現兒童被虐待或者可能被虐待時，立即報告社區居委會、派出所。

　　“由于監護人實施的性侵害案件70%左右發生在離異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委托監護家庭以及收養家庭中，應當特別注重對這些特殊家庭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狀況的了解。”佟麗華說。

　　審判中未成年受害人權利不容忽視

　　貴州習水案開庭時，受害女生康某的父親甚至不知道開庭的日期，他申請進入法庭時也被阻止。康父拿出戶口簿，解釋作為未滿15歲的女兒的監護人，應該可以進入法庭旁聽，但未得到法官允許。

　　佟麗華認為，這是明顯地侵害被害人權利，而在司法實踐中，未成年人被害人權利在審判中被忽視甚至公然侵害已成為一個非常普遍而未能得到重視的現象。“這其中一個很大誤區是，司法機關認為有公訴人代表了被害人的權益，被害人出庭與否都不重要。但實際上，公訴人代表的是國家，被害人有權代表自身維護權益。”

　　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開庭三日前，法院必須將開庭時間、地點的傳票和通知書送達包括被害人的所有當事人和包括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的訴訟代理人。被害人在庭審時有權陳述案情和申請法官等人回避。被害人和其法定代理人經過審判長許可，有權向被告人、證人、鑒定人發問，對證人證言和其他證據進行質證，發表意見和進行辯論。被害人和其法定代理人有權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

　　“但遺憾的是，在刑事訴訟中，未成年被害人的上述權利往往被忽視或公然侵害。建議司法機關尊重被害人的權利，嚴格依法辦理案件。”佟麗華說。 本報記者 崔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