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某的參與很偶然，他是山西某大學二年級學生，還是學法律的。他說：

　　2008年6月6日，就是去年高考的前一天，龔某來到我們學校說他要參加高考，要我幫他個忙。他說有一套高科技設備，他要用這個來作弊。

　　6月7日高考第一天，上午語文考試我們沒有用這個設備。中午龔某考試回來了，說沒用有點吃虧，考場環境很寬松，因此下午一定要帶上這些工具。龔某讓我從一個叫白某的人那里得到答案，然后讓郝某和劉某在考場外將答案傳給他。安排完后，龔某就將接收器帶進了考場。

　　下午離考試結束還有15分鐘的時候，白某給我發過來部分答案，我就按先前講好的方法操作了。考試結束后到了旅館，龔某接到一個姓楊的大學老師的電話，說沒有收到答案，但是郝某說肯定給他發了，并且發送成功了。最后那老師說：今天已經這樣了，就啥也不說了，明天的兩門考試你們一定要傳到啊。

　　吃飯的時候，龔某給楊老師打電話，說給他發答案的人派了個人從忻州來到太原，要求他們這些人在6月8日考試之前須提前付4000元錢，否則不給發答案。后來，楊老師答應，分數出來之后，如果能過，就愿意付全部的錢；如果沒有過，他給他們至少2000元的辛苦費。

　　更可笑的是，作弊者所用設備都很“精良”，但得到的答案并不“理想”，有的答案甚至不是山西卷子的答案。但不管怎樣，各被告人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事實已經形成。

　　被告人的供述印證了這一點。郭某說：

　　第一天語文、數學，他們是從網上買的答案，結果AB卷混了，考生基本都沒搞對；第二天綜合卷的答案出來一些，AB卷又混了。最后一節英語答案出來一部分，但由于種種原因，考生都沒有收到答案，這個可以從他們的高考成績上看出來。

　　為何最高只判兩年

　　層層中轉降低了“國家秘密”程度

　　據法律專家介紹，近年來，盡管考試作弊案時有發生，但法院判決的并不多。從司法實踐看，考試作弊處以刑罰的一般適用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條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的規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3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從判例看，一般都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處以3年以上的幾乎沒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相應的司法解釋。

　　法律專家分析說，從本案看，被告人假如是直接竊取了試題答案，或是把試題答案拿出來給了別人，就無疑是典型的“非法獲取國家秘密”。但實際上，本案并不典型，被告人層層中轉、傳遞(獲取)的答案不完全正確———這里的“國家秘密” 具有層次性、不完整性、不準確性，降低了“國家秘密”的程度。這些，正是本案最高刑罰只有兩年有期徒刑的原因所在。

　　法院的判決書對這一問題的闡述也是直接明了。法院認為，10名被告人以竊取或收買或幫助的方法，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破壞國家的保密制度，妨礙社會管理秩序，其犯罪行為均已構成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成立。鑒于本案各被告人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層次性、不完整性、不確定性，可在量刑時給予客觀考慮。為此，法院對10名被告人給予了從免予刑事處罰、緩刑到兩年有期徒刑的刑罰。

　　記者手記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本案中神池縣某中學負責人郭某之所以涉案，主要原因是為了自己將參加高考的女兒，次之才是從中獲利。另外一些涉案考生的父母，也是為了兒女，在考場外積極協助考場內的孩子們作弊，接發信息，里應外合，煞費苦心。

　　被告人山西某大學音樂老師楊某更是典型。他作弊的主要原因是他妹妹是個復讀生，高考落榜導致妹妹患上了抑郁癥，妹妹的病況又“傳染”給了自己的母親，為妹妹作弊是經過全家同意的。

　　俗話說，“前車之覆，后車之鑒”。然而，記者近日走訪太原市幾所大學時發現，高考臨近，學校周圍的電線桿上、公寓墻上，又貼滿了出售作弊工具的小廣告。記者在網上檢索各類國家級考試信息時，也搜出多達數十萬篇的“助考”網頁，其中，新式“助考”設備之多、交易模式之成熟，令人震驚。

　　這不能不讓人迷惑不解：在各地發起多次整頓高考作弊的“風暴”之后，作弊工具買賣、“助考”網站等等，為何還這般“安然無恙”？

　　教育部考試中心有關人士的一席話點中了“要害”：到目前為止，我國教育考試方面的法規尚不健全，對作弊人員的處理手段還缺少法律依據。比如，有些人進入考場就是為了竊取試題向外輸送。然而，對這些人員的處置，我們卻缺乏法律依據。

　　值得欣喜的是，教育部公布《2009年工作要點》時，再一次將考試法提上工作日程。有消息稱，教育部已將考試法草案送審稿上報國務院。依照草案，考試中的徇私舞弊行為，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徇私舞弊行為，將受到重點打擊。 (王斌 黃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