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來吧，“恥感文化”

　　從不久前爆出的“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事件，到韓國前總統(tǒng)盧武鉉因不堪重壓而跳崖自盡，“恥感文化”再度進入人們的視野，引發(fā)人們對自身與當下的反思。

　　一個“恥”字，中國古代哲人反復警醒，可為何現(xiàn)代人卻頻頻越過警示線而毫不羞愧？從學術剽竊到醫(yī)療腐敗，從教師協(xié)助學生高考作弊到飆車撞人后仍大言不慚，“恥感文化”在我們身邊的各個領域一再缺失，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呼喚這種自省力量的回歸。

　　重塑“恥感文化”

　　培 元

　　作為文化意義的“恥”，在傳統(tǒng)道德倫理格局和社會文化體系中曾被置于無上之位。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國人心目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管子那句名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從族群與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恥”，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種豐厚遺產。

　　令人痛惜的是，“恥”與“恥感文化”如今似乎淡出了我們的文化視野，消失于某些人、某類人的人生字典中。

　　由前不久韓國前總統(tǒng)盧武鉉的自殺想起去年的兩件事，一是動蕩日本政局的毒大米事件，事后農林水產省大臣太田誠一引咎辭職，奈良縣米老板中川昭一因受不了良心折磨而自殺；二是俄羅斯奧倫堡州中學教學樓樓梯坍塌導致5名學生罹難事件，該校副校長同時也是遇難學生所在班級負責老師在萬般自責之下引繩自盡。

　　法律并沒有作出任何裁決，而他們卻先作了自我了結，其生命坍塌于靈魂深處的恥感。對此有中國學者評論說，是民族的恥感文化使然。原來恥感可以直擊生命，盡管這種自裁方式在法治時代并不足取。

　　至此，我忍不住要問：為何它在鄰邦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在我們這里卻近乎銷聲匿跡？反思近年發(fā)生在我們身邊的公共事件，幾乎都能看到無恥無畏者的影子。

　　恥感文化對于一個社會十分重要，如果包括官員在內的眾多社會群體不知“羞恥”二字，道德滑坡必然招致倫理災難。恥感來自每個人的內心，基于道德自覺和文化修養(yǎng)。從時下某些人恥感缺失癥日益嚴重的情形來看，重塑我們的恥感文化勢在必行，只有營造濃厚的知榮明辱、知恥洗恥的氛圍，無恥無畏者才會“曲低和寡” 失去市場，直至被社會規(guī)則淘汰出局。

　　先把“恥”的路標扶正

　　方立正

　　無恥的人，哪個民族都有，不足為奇。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我們的文化里面，“恥”字的含義可能發(fā)生過一次重大的變化，就像岔路口的一塊警示牌被人轉了一個向。

　　古代哲人言恥，著眼于善惡，即以惡為恥，以善為榮。后人言恥，著眼于成敗，也就是以輸為恥，以贏為榮。這一轉變，就使得“恥感文化”變成了“勝敗文化”、“輸贏文化”。

　　余秋雨先生曾指出，這塊警示牌的轉向，主要源自科舉制度。這一制度對選拔社會管理人才的正面貢獻毋庸置疑，然而它對文人集體人格的損害實在是巨大的。在一千多年間，人們把“考上”和“考不上”作為判斷一個人和一個家庭榮辱的主要標志，《范進中舉》便是其中生動一例。文化人一千多年的文化體驗，自然而然地沉淀為一種強烈的文化心理，這種價值標準至今影響著人們，從一年一度牽動整個社會神經的高考中即可看出。

　　在中國文化的道口上，那塊“以惡為恥”的路牌就這樣轉向成了“以輸為恥”。善惡關乎良心，而輸贏只關乎名利，如此轉向，恐已成為一次集體的心理迷失。更麻煩的是，歷經千余年，岔路恐怕已被浩浩蕩蕩的人流踩踏成了陽關大道。

　　無怪乎，如今大學生論文抄襲，他會說“天下論文一大抄，憑什么我不能抄”；醫(yī)生收了紅包，他會說“付出與報酬不相符，憑什么不能堤內損失堤外補”；學者拿了廣告費，他也會說“學術獨立又不能當飯吃，憑什么我不能去販賣忽悠”……這些言語背后，滿是對名利的關注和對善惡的漠視，也是對“恥”的忘卻。

　　所以，要使人們找回“恥感”，還當先把“恥”的路標扶正。

　　取向界線不能模糊

　　洛洛曹

　　事實上，一些犯過“法律以下、道德以上”式越線行為的人，心底的恥感還沒有喪失殆盡，他們需要聽到一個當頭棒喝的聲音，用以挽救那一星在風里搖曳逐漸細小的羞恥感。

　　《禮記·大學》里曾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所以說，恥感基本上是一項風險投資式的情感———如果越線行為沒有得到社會大環(huán)境的嚴厲反對甚至懲罰，那么恥感自然而然會退守。

　　過去我們在羞辱別人時常常說：“難道你這小囡不覺得老面皮嗎？”“哎呀，你這下丟人可丟大了！”現(xiàn)在，我們只用一句“好雷”或者“剽悍”就浮光掠影地帶過了。不得不說一句：羞恥感是要用語言和行為來強化的，當一種道德感的名稱被其他詞匯所取代時，人們就會漸漸忽視它的真實意義和重要性。

　　什么是善良，什么是丑惡？什么是值得表揚的，什么是值得唾棄的？我們需要一種明確的取向界線，需要有人在旁警醒。那么，下一次，當你也面對不道德的行為時，也請大膽地對他說：“你真可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