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立學校為主”難以實現

　　在實地的采訪中，記者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在北京城鄉接合部的少數公辦小學里面幾乎沒有北京學生。南都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先生對本報記者表示，這些學校已經“被農民工子弟校化”了，北京本地的孩子反而很少。

　　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房租便宜的城鄉接合部，這些地方的公辦小學涌入了很多農民工子弟。北京學生的家長面對這種情況抱有很復雜的心態。往往會想方設法地將孩子送入其他地區的學校讀書。“在一些城市家長眼里，自己的孩子是不能和打工子弟一起讀書的。”劉文華表示。

　　祝敬可痛苦地對記者表示：“雖然如此，我也理解他們。如果我是一個北京家長，也不愿意讓孩子在打工子弟為主的學校讀書。”她認為，外來打工人員普遍生活壓力很大，在城市打拼已屬不易，在家中普遍對孩子缺乏管理，不經意間會形成一些壞習慣，孩子的學習狀況也不太理想。

　　一所公辦校的老師告訴記者，班上少數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更難以融入學生的群體，他們感到被老師、同學歧視，心理上壓抑，嚴重的有很強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內向，不容易與同學和老師溝通。

　　劉文華告訴記者，農民工子女絕大多數學習成績處于“弱勢”地位，也使他們在公立學校處境尷尬，部分人不得不選擇“高興進入，無奈退出”，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子女距離公立學校漸行漸遠。

　　“但是，孩子是沒有高低貴賤的。”在給孩子們打飯的時候，突然祝老師轉身對記者說了這樣一句話。她的班上有40多名學生，11月24日中午他們吃的是西紅柿雞蛋豆腐湯，沒有一個回家的，“家長太忙，我們要負責孩子的午飯。”

　　讓孩子有學上，是城市農民工義務教育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是近年來顯現的一個現象是融入難。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問題專家楊東平對記者表示：“雖然存在很多問題，但是義務教育階段給他們安放一張書桌已不再是主要問題，更難的是融入，以新公民的心態融入城市。”楊東平認為，從城市公立學校的角度審視，“以公立學校為主”在相當多的城市難以實現，進入公立學校的農民工子女面臨諸多困境。

　　打工子弟學校陷入困局

　　由于農民工子女全部轉入公辦學校并不現實，這讓“非法”的打工子弟學校仍然活躍于城市的各個角落。

　　幾經周折，記者來到了位于北五環外的奶西村，東北人崔克中在這里辦了一家名叫文德的打工子弟學校。和大部分打工子弟學校一樣，周圍是大片的拆遷地。從這個地方到北苑城鐵站要經過一大片沒有柏油路的荒地。

　　崔克中租的校舍是原來村子里的活動基地，兩排平房，院子里有假山。相比很多學校，這樣的條件還算可以。11月25日晚記者見到他的時候，他剛開一輛舊的面包車將一些要求接送的孩子送回家。當然這是需要收取一定費用的服務。

　　崔校長原來是沈陽一所大學計算機系的老師，覺得做教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辭職后開始辦打工子弟學校。但是他做了幾年后才發現：“這也是一個不簡單的江湖。”

　　目前他的學校僅有200多名學生，這在打工子弟學校里規模不大。他對記者表示，辦學校的校長未必都懂教育，盈利是第一位的。正是因為大量農民工子女無法順利入學，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盈利空間。一些人從老家帶來了老鄉親戚就開始辦學，資質很差。

　　在自己的學校走上正軌的時候，崔校長將學校交給一個生意人打理，自己去哈爾濱做生意，結果一年后，原本400人的學校只剩下了不到200學生。“他拖著不給老師工資，老師都走了，我真被坑苦了。”

　　他告訴記者很多打工學校條件比較惡劣，管理混亂，老師的素質也良莠不齊，“有些老師為了拿獎金，甚至考試的時候就把答案寫在黑板上，這樣的教育方式別說傳授知識了，孩子做人都成大問題。”

　　令他們頭疼的是拆遷問題，由于沒有合法的辦學資質，他們隨時有被取締的風險，一般來說，他們不會被取締，只有在這片需要征地的時候才會被轟走。對于一些抱有短期眼光的地方政府來說，經營征地是創收，而留著這些學校則是負擔。

　　在他看來，打工學校的師資力量也參差不齊，有的是有幾十年教齡的退休教師，也有從未有任何教學經驗的地方師范學校畢業的應屆生，還有一些是曾經的代課教師，由于無法轉正或工資太低而外出打工的。對于他們來說教書工作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流動很快，教學質量問題十分突出。

　　一項調查顯示，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平均成績與公辦學校相比要相差10多分。這些學校的學生成績，低年級平均80分左右,高年級平均60～70分。

　　管理、資質、人員流動、頻遭取締等一系列問題的存在讓多數打工子弟學校深陷多重困境。公辦學校進不去，民辦學校問題多多，那么夾在中間的這些孩子何去何從，對未來城市造成不良影響的隱患如何消除，仍是一道待解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