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冉 本報記者 唐軼 李松濤

　　掙得少，花得多，留在大城市發展的成本越來越高，是繼續蝸居在喧鬧的城市當蟻族，等待發展的機會；還是回到二線城市享受悠閑與怡然自得？

　　在人生規劃的這道選擇題上，沒有對錯。

　　按照1月22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據，2009年有611萬名應屆大學畢業生，大學生就業率為87%。這個數字超出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預期。

　　然而在超出預期的就業率背后，大學生蟻族的故事卻在2009年末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在就業率高低吸引眼球的同時，就業結構、就業地域不平衡的矛盾備受關注。

　　與多年來一直存在的北漂沒什么不同，蟻族不過是學者為那些堅持到大城市追尋夢想而暫時生活不如意的年輕人起的新名字。在外人看來，生活艱苦的蟻族、北漂生活背后，是年輕人對于就業選擇的不同理解。堅守大城市，還是回到二線城市就業，即將畢業的每個大學生心中都曾有過糾結。

　　是考慮生活成本，還是更看重未來預期；是要安穩，還是艱苦打拼？在就業的選擇上，怎樣才是理性的態度。似乎并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對錯。

　　與其在大城市當邊緣人，不如到二線城市做主流人群

　　“生活在大都市，在寫字樓上班做白領，最好是旅游業的白領。”這是一年前麗川心目中理想工作的定義。對就業選擇所帶來的生活成本和發展預期，麗川并沒有太多關注。但幾個月大城市生活的沉重成本撕碎了這個成都女孩的都市夢。

　　和周圍大多數同學一樣，這個四川大學旅游管理專業的女孩子一上大四就忙著找工作，中華英才網、智聯招聘等專業招聘網站是麗川幾乎每天都要瀏覽的網站。

　　在成都本地小公司做銷售類工作機會有不少，但麗川不甘心，總覺得自己的天地應該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

　　廣州一家公司來到四川大學招聘。根據廣州總部開出的工資標準，住房補貼600元,全勤獎金800元,基本工資1800元。加起來是3200元，麗川覺得可以簽了。

　　填報分配去向時，一位銷售總監問她：“愿不愿意來廣州？”麗川沒多想，就寫下了廣州，她填報的其他城市還有重慶、北京。

　　2009年7月4日，一畢業，麗川就到廣州參加培訓，工作的名稱是銷售管理培訓生，向上的激勵是，“促銷做好就可以做組長，再升督導。”

　　在廣州，原本并沒有想過的生活高成本殘酷地擺在面前。

　　“在廣州租房可真貴，天河區的房子，三室一廳要四五千元，一個人住一間要1500元左右，還要交物業管理費、中介費……”麗川發現，如果這樣，3000元出頭的月薪很可能都吃不飽飯。

　　幾個新來的同事不得不放棄城區的租房計劃，選擇了廣州城鄉接合部的城中村。

　　麗川和兩位男同事住進了天河區的“棠下村”。而麗川上班的地方在黃埔區，每天上班要花一個多小時。

　　棠下村就是一條很窄的街道，街道兩邊是密密麻麻的小房子，差不多有上萬人擠在這里。

　　麗川租了一個二樓拐角的單間，一個月500元。這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只有一張床、一個衣柜，連電視都沒有。讓麗川很不舒服的是，自己房間的窗戶就對著另一戶人家的墻，間距不超過30厘米，這樣的遮擋讓麗川的房間半年內幾乎沒有陽光。

　　臟是另一個讓人難以忍受的地方，麗川買來的電風扇，扇葉擦干凈不超過一個禮拜又全黑了，到處是灰塵。

　　在廣州炎熱的夏天跑了3個月后，麗川被轉去做行政助理。每天的工作就是準備數據、做表格、寫報告……

　　“你根本不知道做這些分析有什么用，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會，沒有成就感。”麗川說。

　　除了這些，讓麗川不能忍受的是孤獨。晚上，麗川不敢一個人在城中村里逛，索性不出門。沒有電視，回家只能對著電腦屏幕上網，夜里還總是失眠。

　　這樣的生活讓麗川覺得快精神分裂了，逃離的想法不可遏制。

　　“一開始我還想著不能放棄，一定要堅持，后來實在是忍不住了。最重要的是沒有奮斗的動力。”在廣州生活4個月后，麗川向主管提出了辭職。

　　領導批準了麗川的申請，2009年12月底，她回到了成都分公司。經過面試，麗川進了人力資源部。

　　有了兩個城市生活成本的對比，麗川發現，這個問題很重要。

　　在成都，麗川的月薪為2700元，比在廣州少。但她在成都市西南二環內一處公寓樓租了一個單間自己住，空調電視一應俱全，租金只有450元。

　　相比較在廣州每天從住處到公司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在成都，麗川上下班走路只需要8分鐘。

　　自己做飯、自己洗碗，吃完飯還可以到成都的大街上散散步，閑時逛逛街，或者找大學同學出去擺擺龍門陣或者吃夜宵。一個月還能存1000多元。

　　盡管不知道存錢干什么，但是看著存折里的數慢慢漲起來，麗川很有成就感。

　　工作不到一年，麗川卻經常憶苦思甜。“想著在廣州那半年吃的苦，我現在很滿足。寧當雞頭不當鳳尾，與其在大城市當邊緣人，不如到二線城市做主流人群。”麗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