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法學院多名教授批評學院學術政策。事因法學院宣布績效工資分配方案，“按工作量分配”績效工資導致多名教授對此不滿。

　　按照北大法學院方案，行政人員根據職務高低分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個檔次；教師工資則按照工作量來分配，如在“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數等。如果一名教授上年度沒有在“核心刊物”發表論文，授課小時數又不多，績效工資所得可能還不如剛入職的行政工作人員，而教師間績效工資可能相差幾倍。

　　以上方案，實在令人熟悉不過，人們稱之為“表格學術”、“指標學術”。這種分配方案，被認為是造成大學功利化、把大學教授作為“學術民工”、催生垃圾成果的壞方案。正如溫總理剛剛談到的“一些大學功利化，什么都和錢掛鉤？這是個要命的問題。”

　　為何北大法學院在事先未征求教師意見的情況下，執意而行呢？

　　早就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已經取得共識，接下來就看行動”。可這樣的“共識”，為何在現實中找不到實踐的影子？

　　不錯，大學去行政化、去功利化，社會呼聲很高，教育官員和一些大學校長也常慷慨陳詞，可是，再看大學校內，校長剛說要尊重教育規律，馬上就通知教授停課來接待上級部門的來訪；學校發文要成立學術委員會，可召開學術委員會卻要看校長們的時間，校長不出席，會議就改期；學校在公開的會議上要求教授們“耐得住寂寞”，有“出大成果、做大事”之氣，可會后下發的文件，卻是考核表格。

　　其實，大學領導的“共識”，與民眾的“共識”，表面上同有所指，但理解完全不同。比如，對“學術與行政分離”，民眾理解的是校長等行政官員不再從事學術研究，避免利益均沾；可校領導的理解是，學校行政官員只是不再在學術委員會等機構里擔任職務，自己院士照評、教學名師照當；對“重視學術質量”，民眾的理解是要看教師的學術價值和貢獻，而校領導的理解是在國際刊物、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對“大學的國際化”，民眾的理解是大學要融入國際競爭，而大學領導的理解是招多少海歸學者；對“保障辦學自主權”，民間的意見是大學要恢復教育屬性，淡化行政色彩，可大學領導們想的卻是提高大學行政級別，這樣地方政府就因級別問題而難以干涉，有支持者甚至搬出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大學的模式來佐證，認為校長級別高，是官本位社會落實自主權的最有效途徑。

　　大學改革的主張總是迥異，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每個主張背后，都有利益訴求。高等教育舉辦者、辦學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用人單位的利益訴求并不天然一致，從這點來說，北大法學院的選擇不難理解，院領導們的主要利益訴求，是本單位的論文數、成果數多，以及行政人員不吃虧。更關鍵的是，教師和學生的利益訴求，可以不在考慮之列———假如北大法學院實行教授治院，這種方案哪有出臺的可能？

　　是故，在世界的一流大學中，都設有利益博弈機制，從大學理事會，到教授委員會、學生自治委員會。共識與行動，是通過博弈而來。

　　所以，教育改革要真正形成共識，付諸行動，關鍵就在于充分的利益博弈，可目前這種博弈極不充分，基層教師、學生的意見，并沒有納入決策程序；教育官員和校長們的表態，并不受監督，說歸說、做歸做，所以改革的設想很美，改革的實質很少。

　　但愿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不重蹈覆轍，所以，擺在眼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無機會參與這一決策的討論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