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監管要以去行政化為前提

　　有分析認為，中國學校龐大的管理層級和復雜的利益分配，使本已捉襟見肘的教育投入進一步遭到層層盤剝，大量經費被濫用錯用，甚至非法使用，真正用于辦學的少之又少。

　　在葛劍雄看來，高校經費運行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并不是那么簡單，還存在體制上的因素，“這些年國家新增加的教育經費大多不是合理分配到基層，而是通過行政部門一級級分下去的。”

　　這位復旦大學圖書館的館長說，復旦大學新校區建了圖書館，桌子是大理石的，有人因此批評他建設得太奢侈浪費，他覺得很委屈，因為圖書館建設他根本做不了主，還曾跑去問副校長，結果副校長也說做不了主，因為經費不是由學校出的。

　　“作為館長，如果我有決定權，我用的桌子肯定是木頭的，既溫馨又舒服，酒店才喜歡用大理石。”葛劍雄說，要改變大學經費運行中出現的問題，首先得職責明確、權責清晰。

　　葛劍雄又提起大學的行政化問題：“現在大學的經費條款分割，國家財政撥款只占到了總經費的1／4左右，其余3／4來自各個項目和學校自籌經費，而誰能掌管項目，誰就控制了資源。”

　　以敢于直言著稱的葛劍雄稱，這是大學里教授擠著去當處長、院長、校長的根本原因，“有些項目到了部門，也就到了個人手里，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能否完成不在乎”。

　　由于行政化原因，一些高校黨政一把手往往擁有個人決定權，在財務管理中也如此。2006年，天津大學原校長單平就因將1億元資金投入股市、造成學校至少3700多萬元損失而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并受到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調查顯示，他“把本應由集體決定的重大事項變為個人決斷”。

　　而國家對于教育經費監管的制度建設不完善，使得“花了就花了，亂花了也不心疼”成了常態。葛劍雄說，科研項目年底突擊發錢的現象非常普遍。據了解，一些管理措施本來就很混亂，如科研經費提成制度，使有些科研人員拿到經費馬上就把三四成資金裝進自己的口袋。

　　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校長伍中信委員則證實，隨著科研經費的增加，一些科研人員很容易成為“暴發戶”。“在經費使用權上，高校還是非常自由的，經費一到學校，上面就難以管住了”。

　　萬元一桌的飯菜，在葛劍雄看來，也源于行政化：“看這些飯是跟誰吃，很多還不都是跟行政主管部門吃的？如果不是被他們控制著審批權，有求于他們，各高校又相互攀比，誰舍得花這么多錢去吃飯？”

　　必須加強監管和提高透明度

　　湖南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志華委員說，現在國內一所全國重點大學一年的科研經費，都在數億以上，多的甚至幾十億，對管理水平的要求就提高了，“必須厘清人、財、物，確定權責，加強管理”。

　　邵鴻的建議是校務公開。2008年，他就提交提案，認為2002年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下發的《關于全面推進校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并不完善。

　　他認為，高校教職工最關切的學校財務和行政成本狀況，哪些應該公開、如何公開，意見中沒有提及，只說經費預決算需要公開。經費預決算有簡單和詳盡之別，報告方式也有書面和口頭之分。“有些學校在教代會上報告預決算和財政狀況就是幾個簡單的數字，甚至僅是口頭報告，連書面材料都不向代表提供，很難說明問題。即使像近年來社會和高校教職工高度關注的新校區建設巨額負債問題，又有多少相關學校向本校教職代會作過詳細報告和情況說明？”

　　長期致力于推動政府財政預算信息公開的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蔣洪也認為，要實現對國家教育經費的監督必須信息公開，“長期以來依賴的是政府內部的監管，幾十年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一定要靠社會監督”。

　　葛劍雄也認為公開透明是最好的反腐手段：“像我作為圖書館館長，如果很多錢被我拿去吃喝了，我就不敢把賬目公開。敢于公開賬目，正體現經費使用的規范性，也有利于接受監督。”

　　他認為，必須建立有效的保障機制和問責制度，對教育撥款進行有效監管，并加大去行政化力度，改變由行政領導把持的資源配置模式，讓教授們按照學術規律調配資源，“把花錢的自主權交給學校，全權全責，只要不犯法，教育行政部門就不要干預。”

　　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代表曾在外地看到一所學校新修的圖書館有4萬平方米，“需要這么大嗎？”

　　他認為必須把各種經費納入預算支出，制定詳細的決算審核，“這些工作應該交給人大，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門”。

　　伍中信委員則建議加強學校職工代表大會對學校預算的監督，并加強學校內部審計的力度，對學校預算執行和財務開支的合理性進行監督。

　　田淑蘭委員介紹說，在教育部2010年年度工作要點中，提出不僅要繼續“加強教育經費使用管理”和“強化經濟責任審計”，還將研究制定設立高等教育撥款咨詢委員會方案，并將在高校積極推行總會計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