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發的校園血案，令國家機器迅速動員起來，校園安全由社會問題甚至上升至政治層面。但很多人擔心，現在的一些舉措是不是運動式的，擔心過了這個風頭，就不再有效了。教育界人士認為，除了增強學校、家長、學生的安全防范意識，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校園的安全問題，必須通過校園安全立法，以法律特有的強制性、權威性，規范校園安全管理行為。(5月5日《21世紀經濟報道》)

　　事實上，早在1999年3月的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上，武漢水利電力大學郭生練教授就領銜湖北省代表團，提交了相關議案；此后，在多次人代會上，都有代表提交關于盡快制訂《校園安全法》的議案。可10年后，“校園安全法”還未見蹤影。由此造成的現實是：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中，有關對在校學生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散見于《憲法》、《民法通則》、《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和《教師法》之中。但這些法律的相關規定既不具體，也存在法律空白。

　　沒有具體的法律可依，取而代之的是每次校園事故之后的通知與整頓。5年前，公安部和教育部曾針對校園安全事故頻發，聯合發布了《公安機關維護校園及周邊治安秩序八條措施》，教育部又出臺《關于進一步做好中小學幼兒園安全工作六條措施》，各地隨之開展過治理校園安全的專項運動。但是，風頭一過，校園安全問題常常故態復萌。

　　通過校園安全立法，規范校園安全管理，將校園安全納入常態管理，由此顯得迫切。立法要涉及三方面：

　　其一，明晰校園安全責任。近年來發生的校園安全事件，很少被問責，一個重要原因是責任不清，不知道究竟是政府部門、學校，還是社區或者家長、學生自身的責任。據報道，“校園安全法”之所以沒有立法，是有關人士認為，“這么多內容，一部‘校園安全法’怎么寫，怎么寫得過來？”這恰恰表明，“校園安全法”更有立法的必要。只有明晰責任，才能各歸其位。

　　其二，建立校園安全的長效機制。從公安部門和教育部門制訂的措施看，方方面面的責任都有所涉及，但在執行中，卻帶有“應急”性質。比如，要求“督促指導學校建立健全保衛組織、配備專業保安力量和必要的防護裝備，加強校園內部的巡邏守護”，在治理階段，督促指導可能很到位，教育部門和學校也花錢配備專業保安和防護設備，而過一段時間，看到校園相安無事，就可能懈怠。畢竟，措施沒有法律效力，督促指導之下，教育部門和學校可以執行，可以打折扣執行，也可以不執行。

　　立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制約校園安全的資金保障問題。政府部門應將所有園校，包括公辦學校、民辦學校(包括打工子弟學校)，配置專業安保人員和安保設備的費用納入預算，統一為學校配置安保人員和安保設備。但現實是，在校園安保行動中，以北京為例，目前，各公立中小學校均按照要求提高了安保級別，安保設備統一發放，而地處城鄉接合部的打工子弟小學，則只能通過社會安防力量，自己想辦法解決校園安保問題，比如海淀新希望實驗學校“自制鋼叉”，打工子弟學校昌平區智泉學校“土法安保”等。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出現問題，無論怎么追責，都難以挽回損失。所謂教育公平，在目前最為緊迫的校園安保問題上，就不應該如此對比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