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透題”把學術出題權轉化為壟斷利潤 專家指國家考試須變“壟斷”為“中立”

　　11月21日，就職于國內某頂級律師事務所的楊小威掩藏不住自己的喜形于色——他以高分通過了今年的國家司法考試；然而就在去年，他的司法考試成績卻只能用“一塌糊涂”來形容。

　　前后不過是短短一年的時間。楊小威沒有增加自己的勤奮，只是掏錢報名參加了一個“權威”的司法考試班。

　　一場決定楊小威職業前景的重大考試，在是否選擇“報班”這個行動上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

　　10月25日、26日，全國高等自學考試出現嚴重泄題。事實上，除了私下交易的泄題，以考試輔導班為平臺的“疑似透題”現象“大張旗鼓”，卻更為隱蔽；與泄題相比，疑似透題對全體考試相關人利益的影響也許更為巨大。

　　在各種熱門專業的考試產業化洪流中，考生們形成了“要通過，就報班”的共識。學術界的出題權，正在不動聲色地轉化為學術圈內一小部分人的壟斷利潤。

　　記者調查發現，輔導班產業與中國的考試文化正以互為因果的關系，完成著一種關乎公平的惡性循環。以信息資源和“押題準確度”為核心競爭力的輔導班未必會“泄題”、“透題”，卻無疑阻礙了中國式考試的科學性和現代化。

　　考生段子：

　　《考試產業歌》

　　你來出題，他來輔導；

　　保準通過，否則退錢。

　　考題要難，才有錢賺。

　　考點要偏，才多來錢。

　　你來寫書，他來出版。

　　欲知考點，須看此書。

　　今年改版，明年新編；

　　有效期限，僅此一年。

　　泄題、透題、抄襲……中國悠久的科舉史從不缺少諸如此類的劣跡。泄題，只是“中國式考試”的諸多病癥之一。如果說，泄題是以“見光死”的秘密姿態暗渡陳倉，那么，同樣制造考試不公正的“疑似透題”現象，則正理直氣壯地成為所謂“考試產業”的最關鍵一環。

　　押準題，才是真理

　　考試輔導班，是疑似“透題”的集中性平臺。沒有輔導班敢在公開廣告上明目張膽地以“透題”為賣點招攬生源，但在中國特有的考試文化下，通過輔導班“朦朧”的巧妙宣傳，輔導班和考生心照不宣地、默契地找到了雙方的利益交集——想方設法地押準題，才是真理。

　　新九洲司法考試培訓學校(以下簡稱“新九洲”)，是國內最大的國家司法考試(以下簡稱“司考”)培訓機構之一。目前，該機構在北京和廣州等地開設了50 多家分校。在該校網站的首頁顯眼位置，粘貼著《熱烈祝賀新九洲命中卷四詳情一覽》——語病明顯，但喜氣洋洋。該文稱，在9月下旬結束的本年度司考中，新九洲直接或間接地押中了4道論述題，分值累計多達85分(第四卷總分為150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該校自稱其中有兩道總分為45分的論述題，在“信息預測班”學習資料中被“原題押中”。“法海無邊”，能在浩瀚的法學參考書籍和法學考點中取得如此之高的押中率，實為不易。

　　名校畢業的小林目前就職于廣州某律師事務所，整整3年了，他的職業發展始終受制于無法通過司考。“不通過司考，就沒有律師證，沒有律師證就沒法獨立做案子，客戶也不會信任你。”小林說，“其實，我對自己的工作能力很自信，但連續考了兩次就是通不過。我讀大學時的規定是畢業后才能參加考試，問題在于，畢業參加工作后，根本就沒時間復習，只能下班后翻一翻書。厚厚的幾大本參考書，能看完一遍就很不容易了，知識點哪能記得全？今年估計還是通不過，看來得報輔導班了。至少，輔導班能讓我少費很多無用功。”

　　小林坦言：“坦白地說，報輔導班，就是希望老師能押準題。講課講得好沒用，關鍵得能告訴我今年會考些什么。據說那些在北京學術圈有人脈的輔導班和老師押題很準。”雖然頗具個性，但小林還是無可避免地落入了這樣的俗套：選擇輔導班，就是選擇押題的準確度。

　　“零風險保過，不過退學費”

　　今年的司考成績尚未揭曉，新九洲2009年“司考協議保過班”的招生工作就馬不停蹄地啟動了。“協議保過班”分三類：620課時交16800元學費，不過退10000元；344課時交13800元學費，不過退8000元；164課時交12800元，不過退7000元。不過的，也可免費重學一年。

　　“協議保過班”又被分為六個階段，考生可僅報名學習其中的某個階段班：理論強化班，276課時，學費2600元；法條串講班，180課時，學費2400 元；模考串講班，56課時，學費1280元；卷四論述班，24課時，學費1500元；沖刺點題班，學費52課時，學費1800元；信息預測班，32課時，學費3600元。各階段的單位課時學費分別約為：9元/課時，13元/課時，23元/課時，63元/課時，113元/課時。顯而易見，從理論強化階段到信息預測階段，單位課時學費隨著知識含量的遞減而遞增，隨著“投機性”的遞增而遞增。

　　除了上述常規的保過班，該校還推出了高學費的“一對一保過班”。交22000元，即可報讀“零風險保過班”(限額50名)，不過的，有權終生免費重讀；交50000元，即可報讀“貴族保過班”(限額20名)，不過的，可退取40000元學費或終生免費重讀。

　　“保過”底氣從何而來？

　　為了探明新九洲“保過”的底氣從何而來，記者撥打了新九洲廣州分校張老師的電話。正在北京開會的張老師向記者介紹了培訓內容和收費標準：“平時集中觀看總部的視頻課件。最后兩三天，總部會派人過來押題。”僅看視頻，學費就高達10000元，記者對此甚是不解。張老師解釋說：“今年司考的答案已經出來了，光原題押中的，就起碼有100多分。”

　　記者進一步問：“真能押那么準嗎？是不是有什么特別的關系？”張老師直言，“×××老師出了多少年題了？另一名老師雖然現在不出題，卻是學術界的權威，人不在，關系在。你放心吧，他們自有辦法。”

　　對話最后，張老師還主動表示要把“押題、原題對照表”通過郵箱發給記者。

　　據了解，新九洲的培訓團隊由三部分組成：曾經參與命題和大綱編寫的名牌大學名師；專業研究司考的博士生；以及“命題預測團隊”——與命題有關的學者，專業研究司法考試命題趨勢和動向，并收集相關的出題信息。

　　50%學費提成給“名師”

　　多名“曾多次參加過律考和司法考試命題”或“一直參加歷年律考、司考大綱及教材的組織和編寫，并參與命題及閱卷”的名牌大學教授，被該校聘為“高級司考輔導專家”、“高級顧問”甚至“名譽校長”。

　　記者從北京法學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圈內人士處獲悉，幾大名校的法學院教師，利用業余時間去司考輔導班走穴，至少可賺取40萬的年薪——一位本人從未參與過出題的名校副教授在輔導班的年薪便達到了這個數字，遠遠高于他們在本職崗位上不到10萬的年薪。輔導班的老板深知，“押題準”是輔導班的核心競爭力，因此一些小型輔導班為了吸引“名師”加盟，甚至愿意將50%的學費收入提成給“名師”。

　　而“名師”名下的博士生，也沾老師的光，同樣成了各大輔導班追逐的對象，他們在輔導班的講課費約為600~700元/課時。“有些博士生在輔導班講課的時間，比在學校搞學問的時間多多了。”

　　這位圈內人士告訴記者，“根據慣例，當年參與出題的老師都要在出題后、考試結束前與外界隔離；有關政府部門會從出題老師制作的題海中抽取一部分，拼湊成一張完整的試卷。但是，他們的出題點很可能早就已經事先流到了某些輔導班，有可能是直接把與考點相關的‘知識點’透給了輔導班，也有可能通過最熟悉自己‘ 學術思想’的博士生間接地透出。”

　　更大的擔憂是，“名師”圈子并不大，相互之間的私交都很深。出題權帶來的經濟利益，很有可能被這個圈子分享，從而讓更多輔導班成為“透題”的受益者。

　　專家：考試可否由民間機構執行？

　　教育法律與政策研究專家、中山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黃崴認為，在制度層面，作為一個科舉制度歷史悠久的古國，目前我國的考試保密制度相當健全，“命題者不得辦輔導班”等回避制度規定都在不斷完善之中。

　　他認為，“考試產業化本身很正常，因為需要耗費人力、物力和財力，對執行者的盈利動機應予以理解。美國的托福、GRE考試不也是產業嗎？但這些英語考試卻在世界范圍內贏得了公信力。關鍵在于考試執行職能與監管職能要分離，政府不能既是考試的執行者，又是考試的監管者，否則必然會導致監管力度的缺乏。”

　　“中國的問題在于，產業化往往會導致監管力度不夠，監管者與被監管者攪到一起，從而誘發考試腐敗。我希望看到，能有民間機構負責執行國家認可的考試。曾有一段時間，我國自考文憑泛濫，高校自己出題又自辦培訓班。怎么可能公正？”

　　黃崴認為，壟斷性質的考試可能有損公正，而托福等同類考試處于激烈的競爭之中，要贏得市場就必須致力于品牌的樹立和保護，考試內容要科學，考試管理要嚴密。久而久之，這類考試的主辦方就越來越具備中立性質。

　　在中國，考試院作為事業單位正在趨于脫離政府，中立性質也將隨之加強。但由于考試院是從政府脫離出來的，短期內，其生存仍然需要依賴政府的支持。從長遠來看，考試機構越中立，其社會認可度就越高，這種考試才能長久地生存。

　　正在制定的《考試法》是否良藥？

　　備受關注的《考試法》遲遲未能出臺，黃崴告訴記者，主要原因在于中國考試的復雜性，“全日制大學、函授、電大、網大……五花八門的本科學歷，法律需要作出一般性的規定，難度很大。”雖然英美日等國均有規范考試的法規或條例，但現今還未有國家將這種規范上升到法律高度，足可見中國作為考試大國對考試的重視。

　　黃崴指出：“《考試法》將對考試管理及相關的補救、懲罰措施等作出明確規定，其中涉及文憑與學歷等相關的重要問題，也會進一步規范考試輔導產業。”

　　就泄題補救措施，他說，“比如北京的自考泄題案，泄題是由有關部門的行政管理不善造成的，全體考生的考試都將因為泄題作廢，如果要求重考，對沒有購買答案的考生而言是不公平的。他們的時間和精力不能白花，有權申請國家賠償。”記者張強 邵權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