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開通的“中國政法大學就業信息網維權頻道暨大學生就業維權網”是我國第一個專司大學生就業維權投訴的公益網站。

　　網站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開通至今收到的實名投訴有五十來件，數量不算太多，但涉及面廣，乙肝、戶籍、年齡、性別等方方面面的都有”。

　　職場人人自危的“恐乙綜合癥”

　　據統計，在這些投訴中，最多的仍然是“乙肝問題”。雖然《就業促進法》和《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對此有著明確規定，只要應聘的職位并不在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禁止乙肝病原攜帶者從事的工作的范圍之內，用人單位就不應該以此為由拒絕錄用。但實際上，多年來，這已經發酵成為一種職場人人自危的“恐乙綜合癥”。

　　湖南邵陽學院2008年應屆畢業生小羅就是其中之一。

　　3月31日，小羅與廈門某科技公司達成就業意向，由于她是一名乙肝病毒攜帶者(乙肝小三陽)，體檢之后，公司以“她的健康狀況可能對其他員工有不利影響”為由取消錄用。

　　后來經過多次交涉，公司方面仍然維持他們的決定。4月4日，她還就此向廈門市某區勞動與社會保障局投訴，但據小羅說，“工作人員告訴我這事他們不管，如果有異議就去法院，然后就把電話掛了”。

　　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4月6日，在她決定離開廈門前三天，她就自己的遭遇向中國政法大學就業信息網維權頻道實名投訴。

　　接到投訴，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就業指導與服務中心解廷民向小羅解釋了《就業促進法》和《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中有關乙肝問題的規定。“但是她告訴了我她向有關部門投訴時遇到的冷遇，”解廷民說，“后來我們以‘大學生就業維權網’的名義和那個公司取得了聯系，表達了我們的關切，該公司承諾再查實、處理”。

　　然而事情的發展并沒有大的改觀。

　　4月30日，記者聯系到已經回到學校的小羅。她告訴記者，在網站的關注下，4月9日，在她離開廈門的前3個小時，公司方面和她取得了聯系，解釋了他們作出那個決定的原因，但是仍然堅持原來的決定。

　　對此，解廷民主任也很無奈，“無論在法律還是醫學上，沒有傳染性的乙肝病毒感染者是可以就業的，而且這涉及我國1.2億多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就業權，但社會對他們的偏見太深”。

　　性別、戶籍是兩重“玻璃屏障”

　　除了成為眾矢之的的“乙肝歧視”，記者調查中發現，性別與戶籍仍然是兩重“玻璃屏障”。

　　據悉，隨著普通高校的擴招，女大學生在其中所占比例也在逐年上升，2005年全國女大學生已占畢業生總數的44%。2006年高校畢業生激增至413萬，比2005年增長75萬人，女性比例更是居高不下。而在研究生群體中，女生數量已經大幅上升，在許多文科專業，女研究生數量已經居于絕對多數。

　　但是，調查發現，即便女生在校成績普遍好于男生，參與社會活動擔任社會職務的比率也不低于男生，而且女生的薪酬預期值也低于男生，然而，多年來，女生就業形勢遠比男生嚴峻。這種形勢使一些女生為了實現就業而不得不想盡各種辦法，屢屢成為輿論焦點。

　　但是，記者的調查發現，現實中，更多的單位不把性別要求擺在“臺面”上，而是在競爭過程中“刻意”讓女生出局，“落選的總是她”似乎已經成為一種職場潛規則。

　　用人單位有他們的一套“理論”。某公司一位人力資源經理告訴記者：“對我們來說，招女職員過不了兩三年就得懷孕歇產假，解聘吧，違反法律；養著吧，對企業也是不小的負擔。而且有孩子的女職工肯定會在照顧孩子及家庭方面投入比男職工更多的精力，從企業效益的角度來講，用女職工的成本高，所以現在我們干脆不招女的”。

　　如今的戶口相對于計劃經濟時期的功能已大大減弱，各地對于戶口制度的改革已經陸續展開。但在求職、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擁有戶口就意味著擁有更多的便利、待遇和權益，戶口依然是制約畢業生就業的“老大難”問題。

　　特別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戶口問題許多求職者怎么都繞不過。

　　4月23日，記者瀏覽北京幾個大型招聘網站發現，不僅普通單位，即便在許多中央部委的下屬事業單位招聘信息中，“北京生源”仍然是一個必備或者可優先考慮的因素。顯然，就在京就業來說，北京生源畢業生的就業機會遠多于非北京生源。

　　據許多畢業生反映，在就業歧視上，健康狀況、性別、戶籍，這還只是“傳統項目”，隨著大學生數量的激增，近年來又衍生出了諸如相貌、血型、畢業院校等等的新標準。

　　年齡問題帶來求職尷尬

　　“金三銀四”是多年來流傳于畢業生中一條求職經驗———三月份是求職的黃金時段，四月份次之，而從五月份開始，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工作就接近尾聲了。

　　為了在這最后的幾天里“再爭取一下”，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生睿永(化名)這幾天異常忙碌。

　　記者見到他時，他剛剛從平谷區回來，“上午剛到那里面試了一個單位，但是希望渺茫”，平靜的語氣中難掩那份無奈，“除了我，其他面試的都是‘80后’”。

　　今年31歲的睿永在上研之前曾經工作過6年，年齡的增加不僅給他增添了更多的生活壓力，而且就業壓力陡增。

　　自去年10月份以來，他一直在找工作。公務員、事業單位、公司等等幾乎所有的機會都試了，但是即便每次能夠進入面試也總被“拿下”，原因就是他不尷不尬的年齡問題。

　　“雖然我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社會閱歷，但和那些‘80后’相比年齡沒有優勢，很多單位招聘時碩士生年齡就限制在28周歲以下，”睿永告訴記者，“作為法律專業的學生，我一直想進入司法機關工作，我也參加了好幾家北京法院、檢察院的招聘，但他們要么就直接不接受我這種‘大齡青年’報名，要么在面試時直接提出我的年齡問題”。

　　“放棄工作來上研究生就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價值，但現在看來，我忽視了年齡問題”，半年多的奔波，雖然工作還沒有著落，但年齡卻帶給他許多“特殊體會”。

　　但有這種“特殊體會”的不止他一人。

　　據一份年齡限制對就業影響的專項調查表明，近六成以上的求職者會碰上此類涉及年齡限制的招聘要求，并且有48%的人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自己的擇業。

　　形形色色的年齡限制導致目前的人才市場陷入這樣一個怪圈：對剛畢業的大學生，招聘單位往往問：“你有工作經驗嗎？”而對有工作經驗的人卻又有要求：“年齡xx歲以下……”。

　　5月1日，記者在北京師范大學進行了隨機調查。以該校2006入學的一碩士生班30名學生中，截至2008年5月1日，年齡最大的為34歲，年齡在30歲及以上者5人，占學生總數的16.67%，28歲及以上者7人，占學生總數的23.33%，26歲及以上者13人，占學生總數的43.33%，25歲及以上者23人，占學生總數的76.67%。而在該校2006年入學的某博士生班級，25個學生中，30歲以上的“大齡學生”就有15人，占到學生總數的60%。

　　在就業市場上，年齡限制讓許多人失去了就業的機會。

　　人力資源供給的增加拓展了用人單位的選擇空間。但是，當這種選擇權放任到了庸俗化的程度—當“28歲以下”、“僅限男性”、“具有某地戶口”、“1.68米以上”、“形象氣質佳”、“O型血者優先考慮”之類與能力完全無關的條件風行的時候，我們就有必要思考：究竟是誰賦予他們這么大的權利？

　　就業歧視如何破解

　　就業歧視由何而生，為何日漸凸顯？由于就業形勢日益嚴峻，主動權掌握在用人單位的手中，招聘過程中他們幾乎占了所有的話語權，要男性還是要女性，要35歲以下還是25歲以下，甚至是要O型血還是要B型血……全是用人單位說了算，各種招聘門檻也就隨之而來。

　　實踐中，就業歧視多發生在勞動關系建立之前的招聘階段，對于這樣的爭議還不能通過勞動仲裁的渠道解決。

　　那么，招聘單位設定的條件，哪些屬正當用人權，哪些構成就業歧視？有專家認為，如果用人單位把應聘者天生就有、無法自我選擇的屬性設為硬性條件，必然構成歧視，比如應聘者的戶籍、血型、相貌、年齡、性別等；反之，如果把學歷、職稱、經驗與能力等通過后天努力奮斗可以得到的東西設為條件，則不僅不能視為歧視，反而應予以尊重。

　　《就業促進法》中的反就業歧視條款其實是對憲法中平等權的具體化，也更具操作性。“它們賦予勞動者訴權，既加強了對勞動者的保護力度，同時也為法官判案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標準。”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焦洪昌教授認為。

　　“實施就業歧視的，勞動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在許多人看來，《就業促進法》第六十二條這一規定讓勞動者在受委屈的時候，有了個說理的地方。

　　但正如現實所反映的那樣，就業歧視僅僅靠一兩部法律的實施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通過相關的制度和程序來保障勞動者平等就業的權利，加大對歧視行為的處罰力度，”焦洪昌教授認為。

　　焦洪昌指出，目前較為可行的辦法是在人事和勞動部門內成立一個“平等保護委員會”，當勞動者在就業過程中遇到歧視以及其他不公平待遇時，可以向委員會提出仲裁，由委員會來裁決用人單位是否有歧視存在。在這個過程中，舉證責任應該是倒置的：勞動者只需要證明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對待，用人單位則必須證明自己并沒有歧視存在。 (記者 陳虹偉 實習生 冀華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