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侯勇來說，大四這一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工作，而不是窩在校園里寫畢業論文。但從2007年10月開始進入激烈的就業市場以來，至今已經過去了一年，他還沒有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早就知道找工作不容易，”侯勇說，“但是沒想到會這么難，有好多事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力。”

　　侯勇畢業于湖北武漢體育學院體育教育專業，長沙人。他屬于那種“父母沒路子、沒錢，家境一般”的大學生，因此找工作只能靠自己奮斗。也因此，在過去的一年里，他的活動軌跡僅限定于長沙一帶。

　　“我找工作的經歷是一本流水賬，邏輯和方向都不清晰，很多時候是跟著感覺走。”國慶節前夕，侯勇向我們講述了他進入大四后，一年以來就業和創業的全過程……

　　理想

　　進入大四，侯勇開始奔波于各個招聘會，瘋狂地投簡歷，但大多石沉大海；發動家庭中有限的資源，找門路、拉關系，他也都一一嘗試，但也均未如愿。整個過程下來，他所收獲的是就業市場的凜冽。

　　像很多“父母既沒錢又無門路”的大學生一樣，侯勇在沒能獲得一份體面的職業之后，選擇了自己創業。

　　今年8月中旬，他與初中同學方啟合伙經營的快餐店開始正式營業，地點在湖南長沙定王臺。店鋪就是兩間十來平方米的小房間，專做對面幾棟寫字樓里白領的午、晚餐外賣。

　　但好景不長，9月15日，他們的快餐店由于味道比不上附近其它幾家同類店，生意冷清而被迫停業。

　　“自己干，是我早就有的理想。”侯勇說，“給別人打工有什么發展前途，能賺幾個錢？！”

　　由于從小父母離異的關系，侯勇生活上一直很獨立，也很相信自己的個人能力，因此他的理想就是自己單干，當個小老板，有朝一日能掙大錢。

　　去年11月，侯勇就曾打算和女朋友去廣西南寧開一家粉絲煲店。為此，他去了趟湖南邵陽，找在那兒讀書的哥們兒錢文和劉暢籌錢。

　　錢文、劉暢和侯勇從初中開始就是鐵哥們兒，加上侯勇的小學同學向青、顧寧，“我們兄弟五個只要有三四碟涼菜、五六瓶啤酒，就能在路邊的大排檔聊上一整夜。大三暑假時，我們還一起在家門口弄了個夜宵攤，自己有得吃，還能賺點兒錢。”

　　不過這一回，錢文和劉暢的態度卻不像以往那么爽快。

　　“這完全不現實啊。”錢文剛聽完侯勇去南寧開店的想法就沖口而出了。劉暢則說得很委婉：“這個事搞是可以，但是感覺不是很穩妥啊……”

　　侯勇感到很郁悶，當時沒說話。后來他領悟出這么個道理：“一談到‘錢’字，朋友就都靠不住了。到了真要幫忙的時候，都跑了。”最終，侯勇的南寧開店計劃因為連路費都籌不到而破滅，他只好就此加入到浩浩蕩蕩的大學生求職大軍之中。

　　現實

　　大四過半，侯勇帶著行頭回了長沙。“我不想留在武漢，那是個大而空的城市，從讀大學開始我就不喜歡那兒；深圳、廣州、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我也想去，但是沒錢沒人，也只能眼巴巴的看著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肯德基收銀員、網球教練、健身教練，甚至發傳單，侯勇邊打零工邊期待著他所謂的機遇———開店單干賺大錢。就這樣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他的口袋里依舊經常只有幾個鋼蹦兒。

　　初春，長沙的晚上還帶著些寒意。侯勇和幾個鐵哥們坐在路邊的大排檔里，酒過三巡，大家頭腦和身體都熱乎起來，開始談起自己的打算。

　　錢文宣布他決定考研，理由是學醫不讀個研究生等于白讀，畢業論文寫完他就去報考研班；顧寧跑工作的事兒已經跑了有一陣了，目前已經基本敲定去長沙的一家廣告公司；劉暢暫時還沒有什么大動作，守著家里開的臺球室，腦子里盤算著是找工作還是跟著家里干。

　　又過了一個多月，周圍的兄弟逐漸都有了著落，大家聚在一塊兒的時候也越來越少。落單的侯勇終于也憋不住了，決定先在家鄉找份正式工作干著，等有些資本了再單干。

　　學體育教育的他瞄準了體育老師這個職位。從小學到高中再到大學，侯勇一個星期跑了五六家學校，首先得到回復的是一家小學，表示愿意聘請他當實習老師。

　　自認武漢體院科班出身的侯勇，對于這個職位，當時完全沒有放在眼里。

　　然而接下來的幾天，另外幾所學校像商量好了似的，陸續以“我們不接收應屆畢業生”為由，將侯勇拒之門外。

　　這個結果令侯勇頗感委屈，于是他決定再去那家小學瞧瞧。可是讓侯勇沒有料到的是，這一回校方卻以必須先通過教師編制考試為由拒絕了他。

　　一個工作機會就這樣擦肩而過。

　　晃晃悠悠，到了6月份。拿到畢業證的侯勇終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長沙某家教育信息咨詢公司進行宣傳招生工作。先實習三個月，每個月1800元，轉正后2000元一月，每招進一個學生再加500元的提成。這樣的待遇對于像侯勇這樣的應屆畢業生來說算是很好了。侯勇感覺簡直是天上掉餡餅。

　　這是一家總辦事處在北京的留學中介機構。侯勇和另外四個應屆畢業生被老板黃亮從應征的幾十個人中選入公司，在辦事處韓國留學部進行韓語培訓班的招生工作。侯勇剛進去那會兒，公司在長沙的辦事處還在裝修，也急需人手。剛畢業的侯勇干起事兒來風風火火，也挺認真賣力的。工作了一個多星期后，韓語部負責人李老師就決定帶著他一塊兒去湖南永州祁陽招生。

　　祁陽是一個小縣城，李老師帶著侯勇和三四十萬公款雄心勃勃地展開了祁陽地區的韓語培訓招生工作。到祁陽的第二天晚上，他倆和當地幾家學校的校長吃完晚飯回到住處，李老師把侯勇叫到了他的房間，讓侯勇拿著公款，第二天去找個銀行把錢存了。

　　侯勇瞅了瞅錢，又瞅了瞅李老師笑瞇瞇的眼神，怎么也不敢伸手去接。“那窮鄉僻壤的地方，他要我拿那么多錢去存，自己干嘛不去？萬一是他自己想吞了那筆錢，所以一邊派我去銀行存錢，一邊另外找些人來搶，我怎么辦？”侯勇一臉的一本正經，“而且那老師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肯定是在外面混的。”

　　等出差回來之后，侯勇便以朋友幫他找了更好的工作為由辭職不干了。

　　在侯勇上班的兩個星期內，韓語培訓班一個學生都沒有招到。“大學生還是太缺經驗了。”老板黃亮說。

　　侯勇的這份只干了不到兩周的工作，掙到了900元。揣著這900元錢，侯勇終于有了去深圳的路費。他的父親在深圳，他也早就想著去那開一個暑期網球訓練班。可是，這次為期兩周的上班，卻讓他錯過了暑假辦班的最佳時機，侯勇只得再次留在長沙。

　　創業

　　此時，錢文已經報上了考研班，平時在醫院實習，幾乎很少出來跟著他們一起混日子了；顧寧也開始了朝九晚五的廣告人生活，自然也不可能每天都跟他們在路邊攤侃到半夜；劉暢雖然還沒上班，但是也得幫著家里看店……

　　悶熱的夏夜，工作仍無任何眉目的侯勇躺在床上，窗外蟲子的吵鬧聲總是讓他感到莫名的煩躁。挨個的給以前的同學、朋友打電話，成了他此時排解心中的抑郁的唯一途徑。

　　讓侯勇沒有想到的是，事情在這時有了轉機；更讓他想不到的是，初中同學方啟會成為他初次創業的合伙人。

　　方啟初中畢業后就沒再讀書，每天在家混日子。為此，方啟家里人沒少操心，就想要他找個正經活兒干。

　　“那天晚上打電話跟方啟聊天，我無意中跟他提了下經營餐館的想法，沒想到他聽了之后立馬來了勁兒！快餐店也就這么被我們倆一人一句的給弄出來了！至于客戶群體，當時我們就決定鎖定寫字樓里的白領一族。”

　　侯勇和方啟認為，這一消費群體“相對穩定，對飯菜的味道也沒有太高要求，只要便捷、快速、賣相好，就會買你的賬。”

　　方家對于方啟和侯勇開快餐店的事，從金錢到精神都給予全力支持。而與此相反的是，侯勇的母親自從聽兒子說了這個想法之后就強烈反對。

　　8月的長沙是名副其實的火爐，為了快餐店，侯勇頂著太陽跑遍了大半個長沙城也沒說半個“熱”字。半個月下來，店總算是開張了。算上三個月的店面錢、去人才市場請大師傅的工資和一些基本器具的購置等等，侯勇和方啟一共投了8000元。其中的3000元，是侯勇以找熟人弄工作為由從姑姑那兒借來的，另外5000元全是方啟出的。

　　快餐店位于長沙的CBD區域，他們打算完全以“電話訂餐”的方式經營。剛開始的時候，加上發名片和送餐，侯勇每天都要在對面的寫字樓跑十來趟，訂餐數量也眼看著從第一天的19份到第二天的20份，然后40、60……第一個星期他們的店就因為訂餐人數過多忙不過來而中途停業，他倆趕緊跑去請了個送餐員。

　　但是，快餐店由于“做得不好吃”很快就失去了客戶。

　　9月中旬的一個悶熱的下午，侯勇帶著筆者去參觀了他已經關門的快餐店。

　　打開廚房門，里面的冰箱還在“嗡嗡”的運轉著，不由得讓人聯想到這里往日的熱鬧和忙碌。侯勇習慣性地拉開冰箱門看了看，里面還放著一捆沒用完的韭菜和一碗已經蓋著一層白色豬油的土豆燒肉；冰箱旁邊的操作臺上，擺著猛火爐和炒鍋；裝著味精、鹽、醬油等各種調料的瓶瓶罐罐在爐子左邊一字排開。

　　配菜間在廚房對面，門后掛著一件黑色T恤，是他們的工作服，正面印著店名———“E食速遞”，背面印著訂餐電話。門邊矮桌的抽屜里，還剩下一疊沒發完的名片。

　　侯勇說，他曾經認真地想著把他們的這家店做成全國連鎖的大招牌，但完全沒有料到只有短短一個月就關閉了。

　　他一遍遍的環顧著這一切，叨嘮著下次一定要找個當街的門面，這樣周六周日也可以不用閑著，不用完全靠打電話訂餐，可以多賺些錢；下次一定請個好點的大師傅，做的菜一定要好吃，因為東西不好吃是他們倒閉的直接原因……失業

　　店鋪關門了，侯勇又失業了。

　　但還有一堆事等著他去擦屁股。首先是欠姑姑的3000元錢。這讓侯勇幾夜都沒睡好覺。姑姑約他9月16日晚上去談錢的事，侯勇知道如果次日他還拿不出錢，姑姑就會打電話給他的爸媽了。

　　侯勇坐在家門口的路邊，半個小時過去，腳邊的煙頭散落了一地。3000元，對于現在的他來說，無疑是個天文數字。時鐘指向晚上8點時，侯勇站起來拍了拍牛仔褲上的灰，準備動身往姑姑家去了。但是，一直到出發，侯勇也沒有想好要如何面對姑姑的質問。

　　善后工作的另一重要項目則是轉讓店面，而這也關系到能否早日湊夠欠姑姑的那3000元錢。17日上午，侯勇叫來方啟，一塊兒把店里的冰箱、液化氣罐和所有的瓶瓶罐罐一股腦全部賣給了門口的大爺大媽，一共360塊錢。賣完東西，侯勇又找了支記號筆，在裝排煙管的窗戶上寫上了“門面轉讓”四個字和他的電話。

　　“門面轉出去之后，大概一共能有1000元錢出來。”

　　還有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大師傅和送餐員的工資還沒有結。

　　中午的時候，侯勇接到遠在深圳的父親的電話，姑姑已經打電話說了3000元錢的事。

　　可是侯勇的爸爸除了打個電話教訓兒子幾句也拿不出錢來，因為父親的錢都被侯勇的繼母管著。

　　最后，還有一件讓侯勇操心的事：欠錢的事絕不能讓母親知道。從他大三暑假跟同學一起在家門口擺路邊攤，侯母就一直強烈反對。

　　她認為，干這些只能丟家里的面子，絕對不會有出息。因此，開店的錢侯勇沒敢開口跟母親要，一直對她宣稱是父親給的。

　　侯勇的腦子現在一團亂麻：眼見自己親手經營起來的店里的東西被一件件地賤賣掉，讓他心疼；不知如何還清姑姑的3000元錢，讓他頭疼。另外，他跟母親也在一個星期前因為工作的事鬧翻了，為此他一直都在哥們兒家里寄居著。

　　“不管怎么說，我創業了，這就比那些靠父母關系去找工作的同學有魄力。”侯勇說。

　　就在國慶前，侯勇的母親終于找熟人給他在長沙的一個卷煙廠聯系了一個臨時工的工作，每月1000元工資。

　　“事到如今，只有先上著了。等攢夠錢，把借姑姑的3000元還了再說吧。”侯勇說。

　　(以上姓名均為化名)

　　母親忙著為兒子找門路

　　-本報實習生楊杰妮

　　今年52歲的侯母已經退休6年，領著每月900元的退休金。兒子畢業后的工作問題，她從侯勇讀大四開始就在一刻不停地張羅著。

　　侯母在侯勇讀初中的時候與侯勇的父親離的婚。今年8月，父親和新成立的家庭移居到了深圳。對于侯勇找工作的事，父親的主張是讓兒子讀研究生。這在侯勇看來，父親只是在推脫責任。他找工作的事，父親根本無能為力。

　　父母離婚后，侯勇一直跟著母親在長沙生活。但侯勇經常抱怨母親不關心自己。最讓侯勇心里不好受的是在他讀高二時，母親居然丟下他一個人跑去北京工作，他只能每天去親戚朋友家解決一日三餐的問題，常常有上頓沒下頓的。對此，侯勇始終耿耿于懷。

　　但其實，侯母的注意力一刻也沒有從兒子身上移開過。

　　侯勇是體育特長生，因此進初中、進高中、考大學，教練這個環節十分關鍵。從初中開始，侯母每年都會找各種機會送禮給侯勇的教練。只是，這些侯勇都不知道。做母親的不想讓兒子覺得自己每次都是靠關系才進的學校。

　　“當年經營的關系現在都已經淡了。”已退休多年的侯母說，為兒子找工作的事，“我能想的辦法真的不多。”

　　今年7月，侯母偶然得知住他們樓上的老張在市教育局工作。盡管之前倆人并不熟悉，但為了兒子的工作，侯母沒多想便找了過去。老張也爽快，一口答應了下來，只不過要先給他1000元的介紹費，等事成之后再給5000元答謝費。現在想要找份好點兒的工作，花6000元真的不算多。侯勇的母親深知這一點。

　　經濟并不寬裕的侯母第二天便湊了1000元給老張送過去。但讓侯母吃不準的是，老張收了錢，卻沒見他真辦事兒。侯勇的母親每次打電話過去問，得到的答復總是“在弄著呢，你們再等等”。

　　一個多月過去，年輕氣盛的侯勇不止一次的想要去找老張把事情弄個明白，最主要的是想要回那1000元錢。

　　為了找工作的事，母子倆經常吵。最后侯勇干脆搬到同學家去住。

　　住在同學家里，他每天忙碌于上網投簡歷，或者拉著同學一塊兒去面試。除此之外，每天下午他都會趁著母親不在的時候回家洗個澡，換身衣服。

　　盡管見不著面，侯母對兒子的行蹤還是了如指掌，也知道兒子故意躲著自己。但是侯母這次不打算讓步。不過她每天還是會幫兒子把換下來的衣服洗干凈，然后再晾干疊好整齊的放在衣柜里。

　　對老張那邊，侯母依然抱著希望。畢竟找工作這么大個事兒，不是一時半會能辦好的；再說大家樓上樓下低頭不見抬頭見的，老張要真收錢不辦事，以后街坊鄰居都得說他。這邊等著消息，那邊侯母也沒敢閑下來：看著兒子的快餐店也關門了，又開始跟朋友瞎混，侯母打心眼里著急。

　　為了兒子的工作，侯母經常在打牌時向牌友們打聽。侯母的那群牌友大多都是住在一條街上的街坊，大家都很熱心，卷煙廠臨時工的工作就是其中一位幫忙介紹的。由于只是臨時工，也沒花侯母的錢。

　　再婚后的父親，和侯勇的繼母倆在長沙河西買了一套三居，有一輛自己的桑塔納。對于兒子的事，離婚后，侯父就很少過問了。

　　再婚后，侯勇的繼母執掌著家里的財政大權，房子和車也都是繼母買的。這一年里，侯勇盡量不當著繼母的面跟父親提找工作的事，因為找工作就得花錢，而他知道繼母不想把自己的錢花在丈夫跟前妻的兒子身上。

　　中秋節，還在跟母親僵持著的侯勇決定去剛從深圳回來的父親那兒吃團圓飯。三個人坐在桌前，節日的喜慶讓繼母的臉上難得的堆滿了笑意，頭一回主動談到了找工作的事，但內容卻讓侯勇感到很不是滋味。

　　繼母說：“今天我那侄女終于給轉正了，她可是縣里唯一一個由縣長特批的名額，不但轉了正，單位還送她進修研究生。”侯勇繼母說的是稅務局局長弟弟的女兒，學的醫，只有大專畢業的文憑。后來她借著父親的關系弄了張本科畢業證，進了縣醫院工作，干了一年終于轉正了。

　　侯勇繼母說得眉飛色舞的，侯勇和他父親扒著飯聽著。

　　回深圳之前，父親的最終建議是讓侯勇接著去讀兩年書再找工作。理由是“讀兩年書，能避開這個就業高峰期，然后出來找工作就會好多了。”

　　這番話通過侯勇傳到了侯母耳朵里。但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學費從哪兒來？

　　“他爸爸就只管說，錢他又不出，要我去弄貧困證明，然后到銀行貸款！”提到侯父，侯勇的母親氣不打一處來，“他爸就不負責，現在出了這么個主意———讀書，讓我去弄貧困證，我上哪兒弄去？！”

　　侯勇的父親和妻子只在長沙逗留了一個星期就走了，留下侯勇的母親繼續為兒子的工作發愁。

　　“煙廠做臨時工的工作，兒子看不上。”侯母說，“可我也就這么點能力了。”

　　對于侯母來說，兒子找工作的事兒，至今仍然是個懸念。(實習生楊杰妮 )

　　(以上姓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