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今年我國610萬應屆本科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據麥可思HR信息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下稱麥可思)與騰訊網的聯合抽樣調查，截至2月25日，簽約率僅為19%。另據廣東官方公布的數據，截至3月10日，全省應屆本科畢業生簽約率為7.61%、專科畢業生簽約率為8.43%、畢業研究生簽約率為14.87%，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0個百分點左右。

　　大學生就業難至少始于三四年前。其產生的原因一直很迷離：我國高等教育23%的毛入學率(2007年)只有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67%)的1/3，但為什么每年卻有100多萬大學生就不了業？是人才的“現實”需求趕不上經濟學家們闡述的“理論”需求，還是大學生就業觀念存在問題，抑或高校沒有培養出貨真價實的大學生？

　　現實終于給困惑中的人們上了一課：首先我國產業結構及發展主要依靠粗加工，與許多高校的培養目標不對路，因而吸納大學生極為有限；其次近年大學生競相應聘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現象表明，大學生就業觀念并非就業難的主因。以上兩點的排除，意味著唯一的可能就是過快的教育規模擴張速度影響了大學生的培養質量。通俗地說，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主要出在高校自身。

　　對于高校自身存在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問題的產生主要是擴招后優質辦學資源被快速稀釋，各校的辦學定位被快速模糊，加上培養模式的僵化，學校責任心的下滑，致使人才培養的質量、結構與社會需求嚴重脫節。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認為，如果不顧及這個事實，繼續片面強調社會存在的高等教育需求及其人才需求，就勢必導致大學生質量繼續下滑及其就業進一步困難。

　　不同口徑的就業率統計

　　2004 年全方位開展的高校本科教學質量評估，被認為是高校由注重“規模效應”向加強內涵建設轉型的開端。然而，由教育行政部門組團，以一系列量化指標為衡量標準，及各校提前數月上下聯動應對檢查的做法，很快受到各界的詬病。乃至時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朱清時也發出了“高校教學評估該停了”的呼吁。

　　評估高校的教學質量，首先要提高評估本身的質量。麥可思2007年啟動了“中國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并開始每年一次對畢業半年后大學生的就業狀態和工作能力進行全國性研究。當年首次調查畢業半年后的2006屆大學畢業生(含專科和高職，下同)，回收有效問卷8.5萬份，調查覆蓋了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

　　2008年，麥可思發布的《2008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報告》，有著許多人前所未聞的內容：本科生和專科生高職生的就業率、薪資和就業流向，就業流向主要有他們從事的職業及行業、工作的企業類型及規模、工作地區的城市類型、畢業生從事的工作與專業的相關程度、求職成本等指標，還有大學生的35項基本能力，和與大學生從事的651個職業相關的共上萬條職業能力的測評。

　　對就業率的統計數據與政府的大不一樣是這份報告的關注點之一。2007年教育部宣布大學生第一次就業率為72%，而麥可思的調查卻是55.8%，半年后的就業率達到87.5%，說明中國大學生的就業實際上推遲了，即畢業以后一直在擇業并陸續就業。

　　麥可思總裁王伯慶就此給教育部提出建議：用考核畢業生半年后的就業率取代現行的考核畢業時的就業率，否則大四學生整個學年都不安于學習，從第一學期就開始找工作，到第二個學期更是多數時間不在學校。他強調：“對高校的這個不適當的考核足以使我們的大四虛擬化！”

　　據麥可思調查，2007年高等教育有10個專業的畢業生一直就不了業，占了半年后仍就不了業大學生的近1/3，說明只要把少數專業的宏觀指標控制好，就業率就可能上升，因此建議國家對最難就業的10個專業限制其招生。

　　不能測不出產出

　　王伯慶在美國留學時，主要通過計量經濟模型做有關教育和就業的數據庫。2006年他受聘于國內一所大學，不久就發現一個問題：國內對大學的考核，比如就業率，都是由各大學自己上報，由于利益的關系，各大學上報前都往里摻水，不僅校長摻，從輔導員就開始摻。

　　“ 高等教育產品的質量，豈能讓它的生產者來評估？”王伯慶回國所做的這個民間的數據庫——麥可思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數據庫，不是向國家搜集公共信息，而是直接向大學畢業生(高等教育消費者)調查他們的就業能力、就業流向、就業薪資等。到2008年，這個數據庫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研究型教育調查數據庫。

　　世界銀行1986年開始給美國的大學和政府機構制定科學的職業規劃及能力規劃，當時里根總統還提出美國必須提高自己勞動力的技術含量，也就是教育水準。這份于2006年推出正式版本的規劃，把全球職業分成1116個，每一個職業要有相關的幾十條職業能力，一共是16807條職業能力，并且把大學生通用能力分成三四五個基本能力。麥可思對能力的分析、調查、評估完全是按這個系統做出來的，目的不僅在于增強這個能力評估本身的科學性，同時也能幫助畢業生以及招聘人才的企業，在這個評估的基礎上認識每一所高校的能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學者認為，更加關注“產出”是這個評估系統的一大特點，它的建立將對我國的教育改革產生重要的影響。近年來學界對高校評估指責的焦點之一就是高校評估體系測不出產出。在國外，對MBA這樣的學校主要測量產出的效果，包括畢業生薪酬、發表論文數等，目前我國的教育部門還沒有這個能力。

　　“這在經濟學上叫成本效益分析。”王伯慶說，投入是國家財政的，產出一般指大學生就業后的工資。這種體制外評估的科學性體現在運用一個設計好的模式，“我相信中國政府部門也會慢慢接受和引用體制外提供的數據庫的”。

　　要評估就業質量

　　麥可思調查的一組數據顯示了中國這個教育大國的教育質量和社會需求存在很大差距：211大學和一般本科院校的大學生就業能力系數都在50%左右。其中雇主最需要也是最看重的五項能力水平，即積極學習、學習方法、有效的口頭溝通、積極聆聽、理解他人方面，應屆大學畢業生(含本科、高職、專科)普遍達不到，且與企業要求的最低職位的水平相差10%到15%。

　　王伯慶認為，“高校評估必須把就業作為重要的評價內容，而國內的高校還沒有把就業作為核心的評估指標。此外，人們關注的焦點還多是就業率問題，而就業質量才是高校評估就業的核心。”

　　至于如何對高等教育進行評估，王伯慶提出：一是不能由利益鏈上的任何機構進行評估，這樣才具有評估的公信力；二是各高校的就業評估從大學生畢業半年后開始，評估的核心是大學生的就業能力；三是各高校每年都要跟蹤調查本校大學生的就業能力和就業情況。

　　為什么要評估高校的就業能力？王伯慶解釋說：“中國高等教育普及率在世界上還不算很高，卻過早出現了嚴重的就業問題，這個現象非常不正常。”2007年麥可思聯合蓋洛普、中國零點調查機構共同發布的當年中國大學生就業狀況顯示，2006年在已就業的大學生中，因不能滿足企業對其工作技能的要求而被辭退的占 13.2%，再加上因自感能力不足而主動離職的人，這個比例高達29.4%，即每3名就業畢業生中就有1人因自身原因失掉了工作，其中在外資、合資、股份制及民營企業就業的畢業生離職率更高。

　　“現在一方面許多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許多企業抱怨招不到合適的員工。我們不能要求企業改變自己的要求，唯一能改變的就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能力，誰能改變？只有高校。”王伯慶說：“由于大學生就業能力只有在工作半年后才能顯現，所以高校必須在畢業生就業半年后調研他們的能力，找出哪些是企業不需要而高校還在拼命培養的，哪些是企業需要而高校根本沒有培養的，再根據這些情況改革教育模式和內容。”

　　豈能不聞需求事

　　高校未能培養出社會急需的人才，與高校不了解社會需求緊密相關。王伯慶不解道：“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這么多年，居然沒有任何政府部門把雇主對職業者技能的需求變化每幾年調查一次并反饋給高校。”相比之下，美國的高校從2003年開始對本校畢業半年后的大學生進行技能跟蹤調查試點，以及時調整每個專業的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

　　不清楚產業需求信息，也暴露了高校自身的問題。王伯慶說，現在留在高校的工程類老師很多沒有實踐經驗，據統計，中國的教師只有小樣本的分析經驗，根本沒有大數據的分析經驗，怎能教出真正有技能的東西？而在美國的大學，凡是遇到需要有實際經驗的工程課程，不是把學生帶出去實習，就是把企業家、工程師請進來參與工程講解。

　　高校擴招以來的某些專業設置，也讓王伯慶感到不解。比如，某省的農業院校設了體育系、法律系、新聞系之類，它的體育系畢業生去面試時，招聘方都不相信，說全國第二強的某體育大學學生就業都很困難，你一個農學院辦什么體育系？據今年兩會期間一些代表、委員反映，凡高校盲目設置且大量擴招的專業，都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比如金融、工商管理、新聞、藝術等。

　　王伯慶說，如果一個人18歲考進大學學了四年，最后因為沒學到什么而找不到工作，那他所學的專業就好比“三鹿奶粉專業”——都是消費者被唯利是圖的生產者給害慘了。

　　王伯慶建議建立“教育問責制”，其中包括畢業生能否就業、就業質量如何的內容，對高校管理者、教育行政部門進行必要的問責。□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周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