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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的體制下，政府與大學有一種直接的父子關系：高校“兒子”精明地欠下了債務，政府“父親”則會主動地稀里糊涂償還

　　評論員/秋風

　　前幾年高校大躍進，擴招、并校、建大學城，人人興奮莫名。但是突然，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家長、學生開始郁悶。然后公眾又被嚇了一跳：高校欠了很多債。專家們十分認真地討論，高校靠什么來還債？公眾也問：難道高校也要破產嗎？但其實，高校書記、校長精明地欠下了債務，政府則會主動地稀里糊涂償還。

　　首先，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義務。在中國，絕大多數大學是政府辦的，并且是為實現政府的目標而辦的，政府讓大學承擔起了諸多重大的政治、社會、經濟使命。為此，政府任命了大學的書記、校長，書記、校長們再通過行政體系管理整個學校。在這種體制下，大學與政府就有一種直接的父子關系。

　　當初，政府與國有企業就是這種關系。匈牙利籍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科爾奈對這種關系進行過分析，把政府對國有企業的心態概括為“父愛主義”。沒有哪個父親希望自己的子女亂花錢，但一旦某個子女由于亂花錢而陷入困境，父親也不能袖手旁觀啊，就給他一筆錢。結果，所有的子女都會迅速成長為亂花錢的能手。這就是計劃經濟+國有企業的體制中一個永遠不可能克服的問題：預算軟約束。

　　在高校“大躍進”之前，高校的預算約束就非常疲軟。只不過那個時候，大學財源主要是政府的財政撥款，政府與大學關門討價還價，外人并不知曉。高校“大躍進”則因為大學向銀行貸款，而把預算軟約束公開化。

　　導致目前大學債務纏身的，首先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為了推動房地產業發展，拼命讓大學參與大學城建設，或者擴建、改建原有校園。但地方政府已經商業化，賬算得十分清楚，所以，不愿為大學“大躍進”掏錢，而是讓大學找銀行借款，政府則提供公開或隱含的擔保。

　　對地方政府的“好意”，大學書記、校長們樂得半推半就。在借錢的時候，他們當然清楚地預料到了可能的風險。沒有一個人書記、校長會愚蠢到相信每年增長20%的瘋狂擴招可以一直持續下去，他們也清楚，倒賣土地的收入是一次性的。因而他們知道大學總有還不起銀行貸款的日子。

　　但他們仍然勇敢地做出了貸款決定。在行政化的大學治理框架下，作為書記、校長，必須創造出能夠讓上級政府看得見的學校大發展政績。而最合適的政績，就是蓋大樓。在那種大躍進的氣氛中，不向銀行貸款的書記、校長，反而會被政府視為沒有改革魄力。至于貸款有風險，那無關緊要。大學貸款通常是中長期貸款。到還款之時，做出借款決策的書記校長們要么已經離職退休，要么已經高升，安全地站在陷阱之外了。

　　至于落入陷阱的書記、校長們，其實也不著急。因為這爛攤子是別人搞的，他不須承擔責任。再說，大學的哪一個項目不是相關行政部門審批過的？那現在政府就有義務出面收拾這個爛攤子。事實上，在預算軟約束體制下，爛攤子越大，政府越是著急主動幫助。假如甲大學只欠銀行五千萬債務，政府很可能讓該大學自己籌資還債；但乙大學欠了十億元，那政府就肯定得出面還債。

　　可以預計，在現有的大學體制下，未來大學債務必將呈現出膨脹趨勢。要想走出大學背負巨債的陷阱，需要對大學治理體系進行根本改革，像當初實現政企分開一樣，實現政府、大學分開。大學負債，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操縱甚至強制的結果。大學高速擴招，本身就是政府的安排，大學管理層之所以無法讓大學置身于地方發展房地產業的狂潮之外，也是因為，書記校長們的任免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對書記校長的考核，在很大程度上看其是否配合政府發展經濟。大學商業化不過是大學行政化在特定時期的具體表現而已。

　　大學當然可以公辦，政府也當然有責任給大學撥發一定款項。但是，公辦不等于政府直接管理大學，政府撥款也并不必然讓政府有借口操縱大學。一個合理的大學治理體系，必須把政府與大學隔離開來。可行的辦法是，建立大學理事會，作為大學財政與行政的最高決策機構。理事會以獨立理事為主，校長由這個理事會選聘，并對其負責。大學的重大建設、發展項目，必須由該理事會審議。這方面，海外辦學的經驗值得借鑒。

　　這樣，大學將成為一個獨立的法人，理事會將是一個信托機構，接受政府撥款和捐款，并盡到善意使用信托資金的法律責任。政府與大學的關系跟其他捐助者沒有太大區別。政府可以為每所大學確定一個固定或者逐年略微遞增的撥款額，該款由大學理事會自由支配，但除此之外，政府不再承擔任何其他財政責任。大學如果陷入破產境地，政府可以充當最終的擔保人，但當初未能盡到善意使用責任的大學理事會成員將被追究法律責任。這樣的約束或許可以讓大學的預算硬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