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上世外桃源般的邊遠山區在一場“意外”風波中感受到的貧困與發展不均之痛

　　20元能干什么？在廣州，它不能讓孩子們去肯德基飽餐一頓，不能去電游室痛快一場，但在1800公里外的昆明市東川區拖布卡中學，這是孩子們一周生活費的全部。他們幾乎一周不吃一次肉。

　　10月底，這里194名學生突然出現集體足掌疼痛的病癥。11月初，醫療專家揭開真相，這是學生因平時飲食結構單一，營養狀況不良，導致缺乏維生素B1而引起的群體性末梢神經炎。除了食堂烹飪方式不當，貧窮是最根本原因，而物價上漲為之推波助瀾。

　　這次病癥，與廣州等發達城市因營養過剩出現越來越多的肥胖學生，形成了鮮明對比。

　　11月2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報告稱，2006年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現程度達到69.05%，在全國經濟實現較快增長的同時，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仍在擴大。

　　11月25日，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預測，今年財政收入總規模可達5萬億元，比去年增加1萬多億。

　　昆明學生營養不良集體發病事件，讓公眾更有理由發問，國力增進是否惠及普通百姓和弱勢群體？東部經濟狂飆突進的同時，是否需要福澤西部邊遠地區？　　

　　當中國經濟如策馬狂奔，像拖布卡這樣的西部邊遠山區還在像老牛拉犁。2006年，廣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萬元，拖布卡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899元，是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四分之一、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三分之一。

　　一場襲擊194人的“怪病”

　　專家認定，這是一種由于維生素B1缺乏引起的群體性末梢神經炎

　　10月28日下午，拖布卡鎮中心學校校長正率隊參加東川區教育系統籃球賽，接了一個電話后臉色突變。他的下屬彭尹貴看到，他掛了電話后對大家說：“糟糕，拖布卡中學一百多學生腳疼，可能是傳染病。”簡短會議隨即召開，校長要求各所屬小學統計是否也有腳疼的學生，“趕緊上報，不要對外聲張。”

　　第二天一大早，鎮衛生院6名醫生戴著口罩進駐拖布卡中學。緊接著，東川區、昆明市、云南省先后派出大批醫療人員趕到。他們檢測了食堂的水、食物，對部分學生抽血化驗，同時啟動公共衛生安全應急預案。但大家發現，它既不像食物中毒，也不像是傳染病。

　　大約從一周前開始，陸續有學生反映腳疼，最初并未引起校方警惕。初一學生孫玉琴說：“先是雙腳腳趾有針扎般的疼，后擴散到腳心，似有撕裂般感覺。”同年級的徐光強則說，他最怕早上起床后穿鞋，腳尖的痛楚讓他哇哇大叫。一些嚴重的同學，需要攙扶才能走路，甚至有人拄著棍子上學。

　　到10月29日，這個學校腳疼的學生已經增至194人。疼痛集中在足掌前三分之一處，白天緩解，晚上加重，極少數人惡心、頭暈。有12人住進鎮衛生院觀察，癥狀更重的3名學生和1名老師則被送往昆明治療。

　　恐慌在學校和鎮街道上蔓延。孫玉琴和同宿舍一名腳疼的女生，被其他同學要求調換床位，住在宿舍的同一個角落，連洗腳也必須與眾人分開，這讓她們感到委屈與孤立。鎮上開飲食店的張云蘭說，緊張的氣氛讓她想起了4年前的非典，她告誡母親盡可能少出門。

　　調查中醫生發現，腳疼者多為女生住校生、初二、初三學生，她們正處于身體發育期。同時，醫生們注意到，食堂大米疑為陳米，且淘洗過多、加工不當，在煮得半熟后把米湯拿去喂豬，蔬菜長年品種單一，主要是土豆、白菜，學生們家窮，幾乎不買肉吃。

　　醫生們懷疑是營養不良，在給學生補充維生素B1藥丸后的3至5天，腳疼癥狀逐漸消失。最后，專家認定，這是一種由于維生素B1缺乏引起的群體性末梢神經炎。民政部門送來7噸新米、3噸面粉、2頭豬和2筐西紅柿--這些都是富含維生素B1的食物。學生們美美享受了一周的免費晚餐豬肉，有嘴饞男生甚至在一次就餐中，先后偷偷領取了5份豬肉。有人欲出面制止，但老師們商量后，決定寬容相對。

　　幾乎同一時期，拖布卡3所小學的60多名學生也喊“腳疼”，但經檢查，只有4人的癥狀與上相符。東川區衛生局局長張建華認為，這可能是一種集體臆癥，心理作用造成的。播卡小學3年級女生張關嬌膝蓋疼，在外打工的父母打電話叫她去看醫生。結果，村醫給她開了一瓶復方巖白菜素片--一種“鎮咳祛痰”的藥。

　　醫療組直到11月中旬才撤離高山之巔的這所學校，學生們每天在老師監督下服用3次藥丸，這時已經痊愈。“虛驚一場！”張建華說。最初，他們還在為是否將這場大規模的“怪病”上報至衛生部而舉棋不定。實際上，2小瓶普通的藥丸就解決了所有問題，它們在拖布卡就能買到，價值4元。

　　一周生活費20元

　　富含維生素B1的蔬菜追不上高漲的CPI

　　20元能干什么？在廣州，它不能讓孩子們去肯德基飽餐一頓，不能去電游室痛快一場，但在拖布卡中學，這是孩子們一周生活費的全部。

　　孫玉琴每天的菜單大致如此：早上1至2個包子，中午是土豆、白菜、酸菜，晚上是土豆、米線、豆腐，每個菜0.3元，加上米飯，每天的伙食費是2.9元至3.4元，一周5天在校，伙食費在16元左右。剩下的4元用來買本子、筆，和女孩子們喜歡的小玩意，卻從不舍得買肉吃。“肉要2元一份，只有這么一小勺，”她把拇指和食指圍攏，做了個手勢說，“而且里面好多是蔬菜和辣子，不劃算。”

　　初三年級的張才花，一次回到家里對弟弟抱怨說：“食堂的菜分量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難吃了。”

　　紅巖村村民魯文華記得，去年拖布卡中學有3家小食堂，“有競爭，哪家好就往哪家去，”但現在，3家變成了1家，由校方管理，“肯定就沒有以前好了。”但東川區教育局副局長楊玉華說，這是學校管理的需要，原來3家食堂各自為政，對校園食品衛生安全不利。

　　同樣是這個理由，學校也禁止學生從家里帶菜進校。食堂賣的基本是本地產的蔬菜，相對便宜，而西紅柿、豆芽等富含維生素B1的蔬菜需要從遙遠的市區運來，價格遠比本地菜高，而且漲得厲害。

　　10月中國CPI(消費者價格指數)比去年同期上漲6.5%，為10年來最高，而云南省CPI漲幅更達8.1%。廣州的白領開始把家里做好的盒飯帶到辦公室，重慶3名市民為了搶得一桶減價11元的菜籽油而被擁擠失控的人群踩死。在拖布卡，豬肉已從去年的每公斤10元漲到22元，連本地蔬菜也漲了一半。

　　坊間懷疑，拖布卡中學食堂在物價上漲背景下使用陳米，減少菜肴分量，但校長不愿發表任何評論。腳疼事件發生后，東川區教育局要求所有寄宿制學校在加工大米時，務必把煮后的米湯拿出來給學生喝，而不是拿去養豬。但除此之外，副局長楊玉華表示也沒有更多的辦法，“我們無法像北京、上海那樣，由當地財政給高校食堂補貼。為了保障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經費已經非常緊張了。”

　　“同樣，我們也無法像一些城市那樣，給學生制定營養用餐標準，因為學生買不起。”

　　他特別指出，拖布卡中學食堂每餐都有肉，但往往到最后還賣不完。

　　“拖布卡其實不算窮，”楊玉華說，“在舍塊、英明、紅土地等鄉鎮，很多住校生每周的生活費僅有10元多一點。”他兒子在昆明讀高三，一周伙食費是150元，他曾這樣對兒子說：“你應該來拖布卡體驗一下生活。”

　　被拋棄的“世外桃源”

　　殺頭豬吃一年，生活用水靠雨水，這樣的村莊比比皆是

　　拖布卡坐落在滇川兩省四地接壤處，金沙江上空海拔2100米高的云霧之中。從昆明出發164公里至東川，再從東川出發64公里至拖布卡，一天2趟班車，需要在山間盤旋3個半小時，難得進城的村婦上車時還是笑容燦爛，最后往往吐得一塌糊涂。

　　如果晚上驅車前去，看著月亮在白蓮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村莊在遠處亮著燈，像散落的星星，有時在腳下，有時在頭頂，容易讓人生出這樣的詩意：“此景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見。”可是，當你深入鄉野，這句話吟出的，更是兩極世界尖銳對照下的現實。

　　拖布卡似乎很“城市”，鎮上雖只有短街一條，電信、銀行、商店、酒店卻種類齊全，移動發射塔沖天而立，旅館里床單雪白，有“夜鶯”出沒。鄉村干部和學校校長抽的多是22元一包的云煙。1年前開通的柏油公路縮短了拖布卡與外界的距離。越來越多的礦老板，帶著傲慢與偏見，駕駛越野車不遠萬里而至，他們用震耳的鉆機聲攪動了這里沉睡千年的農耕文明。鎮政府雄心勃勃，計劃新起一棟辦公樓，并征地建客運站和環鎮公路，打造成東川北部的中心城鎮。

　　拖布卡離城市又很遠。當這里的學生因缺乏維生素而集體發病，廣州等發達城市因營養過剩而造成的小胖墩卻與日俱增，甚至有人不得不休學減肥。僅以2005年一項統計為例，廣州城區每100個學生中，就有7個肥胖兒、10個超重兒。營養學家說，他們攝入高脂、高蛋白、高熱量的食物太多，尤其是西式餐飲。而孫玉琴和同村的2名初中生，都不知道肯德基、麥當勞為何物，也不知道周杰倫是誰，拖布卡是他們到過的最遠地方。

　　當中國經濟如策馬狂奔，像拖布卡這樣的西部邊遠山區還在像老牛拉犁。2006年，廣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萬元，拖布卡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899元，是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四分之一、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十三分之一。

　　拖布卡鎮一名主要官員不愿把學生腳疼事件解讀為貧困的結果，擔心地方形象受損，但他也承認“與東部地區差距明顯”，并指出這主要是因為自然因素，比如干旱缺水，只能種植土豆、紅薯、苞谷等經濟價值不高的作物；地勢高低不均，農戶分散，很難實行公司加農戶那樣的規模化種養經營。

　　“十年九旱，靠天吃飯”，“兩邊兩條江，中間光梁梁”，這是當地流傳的兩句順口溜。孫玉琴家就住在這道“光梁梁”的中下部，一個建在30度陡坡上、名叫酒房溝的小村，全村人望著腳下峽谷間湍急的金沙江而不得。20年前，孫的父親在屋后的斜坡上掘了一口水窖，用一根半開的粗管吊在屋檐下，承接屋頂流下的雨水，然后牽引進水窖，簡單凈化后，再用一根軟管引向廚房。全家人靠這個水做飯、洗臉、洗菜、喂豬，從堂前一溜擺開的水盆來看，水都經過了高效次第使用。

　　孫家有5畝地，各種一半的紅薯和苞谷，不夠全家5口人和1頭肥豬的口糧，在短暫的雨季，能種一些白菜、青豆和小瓜。旱季來臨，吃的只有早先曬干的白菜，這個時候孫父需要去村外的礦山里打3個月工，每天30元工錢，用來買些大米和供3個孩子入學。

　　在外風起云涌的一波波漲價風潮，卻吹不進酒房溝這樣的小農山村。像村里大多數人一樣，孫家自給自足，殺一頭豬腌了吃一年，他們很少去鎮上趕集，因為“沒啥可賣的”，也“沒錢去買什么”，除了鹽和火柴。唯一象征他們不與外界相隔的，就是孫玉琴哥哥去年出外打工帶回來的一臺彩電，給全家人帶來了珍貴的娛樂。

　　從這里沿著羊腸小道攀登1小時，便是嶄新的柏油公路，但對孫玉琴和她的同伴來說，這條路只是讓她們走得更舒服些。為了省下5元錢的車票，她們要一口氣走6個小時。而家住更遠處的學生，需要走整整一天。他們的書包里一般放2個地瓜，當作這一周的水果。

　　而在公路上看不見的地方，像酒房溝這樣的村莊比比皆是。它們就像世外桃源，或者說，是被高速經濟列車丟棄的乘客，兀自在金沙江邊徘徊。孫的父親說：“電視里常看到中央有什么好政策和扶貧款，可是我這里幾十年了，還是一天吃兩餐，沒什么變化，只在2年前建沼氣池時，得到了政府的26包水泥。”

　　從酒房溝沿江上溯10余公里是樹桔村。72年前，一支主要由農民組成的紅軍隊伍從這里渡過金沙江，北上長征，最終奪取紅色政權。而在這次“怪病”風波中，樹桔村小學也有4個孩子出現腳痛癥狀。　　

　　GDP陣痛

　　金礦開采給一個平靜山村帶來的死亡和惶恐

　　老瓜地村，金沙江上又一個世外桃源，年輕人全部外出打工了，正午的巷道里一片死寂，老人們緩緩講述的，也是關于死亡的消息。

　　10年前，這里所屬的原播卡鄉發現大量金礦，陸續有公司進駐開采。2005年，由加拿大資方控股的云南金山礦業有限公司在勘探3年后宣稱，播卡金礦儲金150噸，可年產黃金7噸至12噸，可持續開采10至15年，堪稱中國第一金礦，也是世界級金礦。據稱，如果年產黃金10噸，每年將貢獻3億元稅費。

　　但在隆隆的鉆探聲中，老瓜地村民祖祖輩輩喝水用的2口泉眼(當地人稱為“龍塘”)先后枯竭，這被認為是不祥之兆。2004年，4名村婦潛入金山公司一口300米深的廢棄采坑，因缺氧窒息全部死亡。村民說，她們只是想把里面的木撐弄出來煮豬食。而為了把山上的青石運到屋頂便于雨水積存，亦有村民在開采中喪生。

　　66歲的周青朝坐在陡峭的紅薯地里(峽谷的風似乎就能把他吹倒)，講到這些故事時，想起了自己的孫子周定平。周定平剛出生不久，出外打工的父親和伯父就在一起礦難中死亡，后來母親帶他嫁到這里，2年前母親隨繼父去昆明打工。周定平現在是拖布卡中學的住校生，也是腳疼者之一。

　　順山直下2小時是奚家坪村(這里也有2名腳疼學生)，一塊長滿了甘蔗的平地，一條小溪從山澗而來，卻是濁黃色的。“金山公司勘探，污染了我們的水，給全村139戶造成每年14萬元的損失，只賠償我們每年2萬元，”這里的村支書包興朝說，“政府不讓我們跟他們爭吵，也不喜歡我跟記者說，可是村子這樣下去，就要毀了。”

　　金山公司已經幫每戶村民架通了從鎮上蜿蜒而來的自來水管，解決了人畜飲水問題，但水要每噸1元錢(旱季2元)，村民們灌溉大多還是用水溝里的污水。包興朝說，奚家坪的甘蔗榨紅糖是沿金沙江最甜的，但現在受到了污染，遠不如以前好賣了。

　　還讓他擔心的是，每年雨季，山上都會有大量泥沙淌下，堵塞溝渠、道路，甚至滾下巨大石塊。

　　不僅是奚家坪，不僅是金山公司，因污染、征地補償談不攏，以及文化上的差異，當地村民與外來礦老板之間交惡不斷。村民多次圍攻金山公司辦公樓，圍堵鉆探，甚至哄搶金礦，一位外方顧問就責問保安：“當時為什么不開槍？”

　　東川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與大同、鞍山一起，成為中國第一批開發的礦業城市，號稱“銅都”。但由于開采過度，地質脆弱，泥石流暴發頻繁、類型齊全，也被稱為“世界泥石流博物館”。云南省則是全國第一個外商投資勘查開采礦產資源的試點省，礦業一直作為支柱產業被大力扶持。

　　可是，老瓜地、奚家坪這樣的村莊不歡迎這些外來者，他們覺得平靜的家園遭到了破壞。而另外一些村莊被征地的農民，在一次性獲得補償后，更從此失去傳統的謀生手段。他們對未來充滿惶恐，甚至覺得生活不如從前。

　　這也許是社會急遽變革中底層弱者必然經受的陣痛。2007年，由于CPI高企、樓價井噴、股市大牛，標志著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在中國攀升至0.48，相當于此前3年的攀升幅度之和。而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1年，這個數字僅為0.29。

　　因此當11月25日，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預測今年財政收入總規模可達5萬億元時，民間在問：它會有多少用在普通民眾身上，尤其是沒有貢獻出巨大GDP的西部地區？

　　“這兩年我感覺還是發生了很大變化。”拖布卡鎮一名主要官員表示，他一一列舉：村村通電、通路，35公里外的引水工程讓80%農村受益，“兩免一補”教育沒有讓一個孩子因貧困而失學，新農村建設正在深入，農村低保、新型合作醫療也惠及到每一個村組，“大部分是中央財政下來的，這在以前，我們基層干部想都不敢想。”

　　為何村民還不滿意，甚至覺得被不公平對待？拖布卡鎮司法所的蒲洪兵認為，隨著外出打工的增多，村民們與城市文明接觸頻繁，權利意識正在復蘇，他們不再滿足于跟以前比，更愿意跟城市比，跟城里人比，他們嫌變化得太慢，渴望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又一個周日下午，孫玉琴踏上返校之路，她的腳掌不再疼痛，步履輕快。這條漂亮的公路上，走的全是她這樣沉默卻也不甘沉默的農村學生，不時有礦老板的汽車，呼嘯而過。　(作者: 袁小兵　張潮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