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秋季開始，國家全面免除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

　　這一政策惠及全國2821萬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也為2000多萬農村留守兒童進城就讀進一步消除了障礙。先前，教育部門要求各地為農民工子女進城就讀提供與城市學生同等的就學待遇。

　　然而，記者調查發(fā)現(xiàn)，受城市現(xiàn)有教育資源和部分免費政策的地域性限制，農民工子女進城后實現(xiàn)同等就學尚待一些政策性調整。

　　農村優(yōu)惠，進城不再

　　老家在雙峰縣青樹坪鎮(zhèn)的陳雷今年來到長沙，在父母身邊讀小學三年級。孩子高興了，家長心情卻有些復雜。

　　陳雷在長沙當保安的父親告訴記者，長沙讀書收費比老家高一些。陳雷在老家學費、學雜費和課本費全免，而這學期到長沙讀書交了130元。

　　這筆開支對一般城市家庭而言不算什么，可對陳雷一家而言未必是小數(shù)。

　　據(jù)陳雷的班主任介紹，長沙市現(xiàn)行義務教育免費政策為本地戶口生源一費制全免，外地戶口生源只能免學雜費，仍要繳納課本費、作業(yè)本費等。陳雷這學期開學繳的錢包括課本費、作業(yè)本費和飲水費等一些自愿繳納的服務性收費。

　　為什么一些留守兒童在農村能享受免課本費、作業(yè)本費等政策，一旦進城就不能繼續(xù)享受？湖南省教育廳介紹，自今年春季開始，農村學校學生的學雜費、課本費、作業(yè)本費、搭餐費全免，而城市義務教育全免學雜費、借讀費等。免費教科書、作業(yè)本現(xiàn)階段由中央財政、省級財政共同負擔，實行戶籍所在地管理；免費教科書循環(huán)利用，細化到學生個人。跨區(qū)域流動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暫時還不能享受這些優(yōu)惠。

　　困擾留守兒童家長的不僅有孩子進城讀書依然須繳納課本費、作業(yè)本費，還有部分學校一些說不清道不明“自愿繳納的服務性收費”。

　　記者隨機走訪多所學校的家長，幾乎所有采訪對象都反映一個問題，即開學所繳費用高于學校發(fā)票所列金額。

　　這些費用包括哪些內容，家長很少能說清楚。

　　一位姓蔣的家長說，學校黑板上寫多少自己就繳多少。本來孩子就是外來人口，不敢“生事”。

　　“就近入學”，資源緊張

　　長沙市教育發(fā)展計劃處處長馬經(jīng)旭說，長沙市前兩年指定一些生源相對較少的學校“定點接收農民工子女”。只要提供父母或監(jiān)護人戶籍所在地的戶籍證明、身份證、合法有效的用工合同或工商執(zhí)照、暫住證、6個月以上租房合同以及學生原就讀學校出具的學籍證明，定點接收學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義向學生收取“借讀費”和與入學掛鉤的“贊助費”、“捐資助學費”、“共建費”等。

　　“這個辦法顯然與教育部‘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與城市學生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有矛盾，”馬經(jīng)旭說，“既然同等待遇，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按理應像城市學生一樣就近入學。”而且，定點學校學生爆滿、教學資源不足，部分務工人員子女上學路途較遠。

　　今年秋季開始，長沙市放棄“定點”一說。除原有定點學校，其他學校也不得“無故”拒絕農民工子女就近入學。但教育部門承認，一些好學校原本不愁生源，多數(shù)務工人員子女仍然只能到定點學校就讀。

　　記者暗訪發(fā)現(xiàn)，一些經(jīng)濟條件稍好的進城務工人員為了讓孩子就近入學，或者到聲譽好一點的學校就讀，只能選擇繳納“外籍費”。

　　一名在長沙開小餐館的家長告訴記者，送孩子進小學交了4000元“外籍費”。“雖然報紙登了，不管是不是定點小學，都要接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就讀，但如果不額外交費，要想進非定點學校，證件再齊，對方都說名額滿了。”這名家長說，定點學校學生太多，條件偏差，孩子所在學校幾名外地家長都交了幾千元“外籍費”。

　　湖南省教育廳一些專家認為，隨著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進城入學人數(shù)逐年增加，盡管少數(shù)學校存在違規(guī)收費現(xiàn)象，但城市教育資源不足是實際情況。

　　教育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07年年底，全國城市義務教育學校只占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總數(shù)的7%。長沙市現(xiàn)已接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超過5萬人；現(xiàn)有50所定點學校，85%以上學生人數(shù)超員。

　　長沙市天心區(qū)書院路一小校長譚麗紅說，全校學生488人，其中外來務工人員子女312人，10個班中8個超員。

　　“隱性傷疤”，亟待重視

　　大量農民工進城致使中國農村2000多萬孩子自幼與父母分離。城市義務教育免除學雜費等政策正推動農村留守兒童走向城市，與父母團聚。但如何使這些年幼孩子在全新環(huán)境里適應城鄉(xiāng)差距、實現(xiàn)身心健康成長，是一個新課題。

　　記者在長沙市芙蓉區(qū)東風小學采訪一名現(xiàn)年11歲學生，聊了聊父母以及她與同學們相處情況之后，小朋友突然鄭重要求：阿姨，別在報紙上說我是農民工子女。

　　在多數(shù)成年人看來，“農民工”作為特定稱謂，或許不帶歧視意味。但孩子們似乎“少不更事”，還是感受其中“別有滋味”。教育心理學家認為，城市向農民工子女開放就學機會的同時，孩子們的心理健康應受到更大重視。

　　董人杰10歲，一年前隨父母轉學長沙。孩子原本愛說愛笑愛唱，剛到長沙時興高采烈，慢慢卻不愛說話了，整天沉默不語。父母想了不少辦法，怎么也“撬不開”他的嘴。在記者推薦的一位心理老師循循善誘下，孩子道出心結：同學曾笑話他夾雜著鄉(xiāng)音的普通話，同學們說話他聽不懂，感到孤單、壓抑。

　　湖南涉外經(jīng)濟學院高級心理保健師徐軍認為，歧視是對兒童最大的隱性傷害。在城市插班讀書，或多或少的歧視讓農民工子女對自身貧困有深切的認識，自卑心理從此產生。一些地方設“民工子弟學校”或在學校內設“民工子弟班”，是對農民工子女貼“標簽”，會讓孩子們感覺自己是“異類”，是需要“隔離”的特殊群體。

　　“不安全感、對環(huán)境不適應、愛的缺失造成他們情感匱乏，”徐軍說，“如果缺乏及時疏導和治療，可能造成他們成年后生活痛苦，重則出現(xiàn)形形色色的反社會行為。”忽略農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不但耽誤他們的成長、前途，甚至可能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

　　一些基層教育工作者呼吁：盡快消除對農民工子女的偏見和歧視；社會各界自覺注意言行，避免不經(jīng)意間傷害這個特殊群體的心靈；政府和教育部門積極營造一個更公平的環(huán)境，關心、教育、幫助他們成長。（記者 陳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