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菊的家，在新疆額瑪勒郭楞鄉6隊，行政名稱是恰爾格阿吉爾干西村。

　　在這個人口僅300多人的小村，郭海菊任教的中心校恰爾格阿吉爾干西村教學點承擔著本村和鄰村孩子小學階段的義務教育工作。村里不少人告訴記者，他們不僅是郭老師的學生，他們的孩子也是郭老師的學生。

　　郭海菊給村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平時從不和人臉紅的郭老師，竟然當著眾人把校長打了。

　　郭海菊死前一個多月，中心校校長巴特那生專程從鄉里趕來通知她，以后不用來代課了，學校派了新老師。“那天，郭老師和校長吵起來，我們都過去勸，郭老師后來抬手扇了校長一耳光。”村里的前村支書王長治說：“我們也覺得奇怪，郭老師是不是犯啥錯了，咋學校說開除就開除呢?”

　　郭海菊的丈夫李昌秘告訴記者，郭海菊從1984年起就在甘肅老家當民辦老師，1992年他們結婚后，郭海菊來到額瑪勒郭楞鄉鄉繼續擔任代課老師。這16年，除了周末，她天天夾著教案去給村里的娃娃們上課。而且一直包班——語文、數學、音樂、美術、體育……都是她一個人教。

　　直到死前，郭海菊的工資每月拿400元，寒暑假沒有工資。

　　“那天打了校長后，她回到家一直在哭。”李昌秘說：“她接受不了就這樣回家。她一直等著轉正呢。”

　　當時，45歲的郭海菊是中心校年齡最大、教齡最長的代課老師。按照國家政策，1984年之前的代課教師可以無條件轉為公辦教師，但郭海菊被漏掉了。郭海菊曾從甘肅漳縣教育局調出了她當年的工作表、調令等，希望自己能被批準轉為公辦教師，但事情一直沒有進展。

　　郭海菊專門去討要的那張工資卡，在代課老師們的眼中有特殊的意義。郭海菊的妹妹郭小麗(也是代課教師)告訴記者，代課老師和學校沒有任何聘書、合同，她們每學期拿上工資卡，才感覺代課的資格有了著落。

　　中心校校長巴特那生告訴記者，當時發放工資卡時，由于校內工資卡少、老師多，有兩三名老師沒有拿到工資卡，郭海菊是其中之一。

　　郭小麗告訴記者，4月17日當天，郭海菊忽然從6隊趕到中心校，走進校長辦公室，一見到校長就哭了起來，整個人顫抖得說不出話。她替姐姐問校長要工資卡，校長說，工資不少你一分錢就行了，為什么一定要拿到工資卡呢?正說著，忽然，“咚”的一聲，郭海菊突發腦溢血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我們把姐送到額敏縣醫院，搶救了30個小時，人還是沒了。”郭小麗說。

　　郭海菊死后，她的追悼會是在家里開的，很多村民自發來到她家為她送行，中心校的代課教師們也都來了。

　　“代了20多年課，最后落得這個下場，我們幾個女老師一進門就忍不住哭了起來。”和郭海菊在一個教學點代課的唐建東說：“想想就讓人心寒，我們和人家公辦教師干一樣的活兒，但拿不上一樣的錢，就是死了也無法享受一樣的待遇。要是有一天，學校不要我了，或者我上課期間出個啥事，也是沒辦法。”

　　唐建東說：“20年前，校長找到家里，勸我來當代課老師的。當時那個村太遠、太窮，沒人愿意去當老師。我一直都想著，過幾年就能轉正，這一等就是20年。”

　　“除了語文、數學課要認真備課外,體育課,我們就讓學生自由活動;美術課,讓學生自己畫畫;最難的是音樂課,我們自己聽廣播，學兒童歌曲再教學生唱。”同樣當了20年代課教師的陳連賀說：“自從當了老師，我一天到晚簡直忙得不著家。好幾次大家說去縣上找找領導，問問代課老師到底有沒有轉正的希望，但一直沒時間。”

　　唐建東說，盡管條件艱苦，但是站在講臺上，看著孩子們認真地學知識，她心里有種不說出的滿足感。

　　“我剛當老師不久，有一次病了，連續兩天沒去上課。第三天到班里，學生們一下圍過來，有的還抱著我直哭鼻子。”唐建東聽說：“學生們是怕老師以后不來上課了。”

　　但是這些精神上的成就感并不能解決代課老師面對的現實窘迫。“在村里，誰家有代課教師，誰家準窮。”一個代課老師說：“種地也比代課掙錢多，就這樣，這工作還不穩定，郭海菊就是例子。”

　　“一個月400元的工資太低了，還不如在飯館端盤子掙的多。”一位代課老師說：“這些年，不少人嫌工資低走了，我們這些留下的就是在指望轉正。”

　　唐建東說，郭海菊去世前一個月，自己接到校長通知不用再來上課后，她曾流著眼淚說：“我45歲了，老了，學校不需要我了。我是不是真該走了?可我心里咋就這么難受!”

　　今年10月份，新疆額敏縣舉辦了一次人才交流會。中心校的30多個代課教師，幾乎全部從鄉里趕到縣上去參加招聘。“隨便一個端盤子的服務員，工資都開到一個月800塊呢。”郭小麗說：“大家看著招聘會上各單位的工資待遇，心里都不是個滋味兒。”

　　“我一看，賓館招個拌涼菜的，一個月工資1500元。拌一個月涼菜，差不多抵得上我們代課一個學期。”唐建東說：“真能聘上去拌涼菜，也是個出路。反正啊，看招聘會上的崗位，干啥都比代課掙錢多。”

　　說到“出路”，在代課教師心里，最渴望的是轉正成為公辦教師，但這些年轉正似乎離她們越來越遠。

　　此前，代課教師轉公辦教師有兩次機會，第一次是1992年到1995之間，縣上舉辦了教師進修班，通過進修有機會轉正。當時進修班學費高達10000元，大家私下稱“萬元班”，能交得起萬元學費的人寥寥無幾。

　　“我和我丈夫一起當的代課教師，當時我們狠心借了1萬塊錢讓他上進修班。”代課老師陳連賀說：“進修后，他轉正了。他現在月工資是1800塊，我一個月還拿400塊。”但這1萬元的債務，夫妻倆足足還了好幾年。

　　第二次是1997年，塔城地區執行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下發的文件，1984年之前任用的代課教師(當時稱民辦教師)、以及中專以上文化的代課教師可以轉正。當時，唐建東等老師或因教學時間短、或因為學歷不夠(她們為高中學歷)沒有趕上，郭海菊就是這一批漏掉的。

　　從2006年開始，自治區制定了《人才儲備編制計劃暨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旨在逐步解決農村中小學校師資總量不足和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但這項人才補充計劃，卻讓代課教師們產生了危機感——特崗教師的招聘，要求年齡在30歲以下。而她們教齡大多在10年以上，年齡在35歲以上。

　　當了18年代課老師的劉繼華說，現在她對桌的李巧老師就是她當年的學生，李巧通過特崗招聘成了正式的公辦教師，拿著1000多元的工資，而她還是拿400元的代課老師。“每次喊李巧‘李老師’，我心里就難說那個滋味。”劉繼華說。

　　“郭海菊?代課教師的待遇問題?”當記者見到額敏縣教育局局長鄭國輝，講述了郭海菊和其他代課教師的種種艱辛后，這位縣教育局長皺著眉頭，半天憋出一句話：“我就是代課教師出身的，我比你還難受。”

　　鄭國輝介紹說，額敏縣在冊的代課教師人數是239人，這些教師對于補充額敏縣師資力量的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相當一部分代課教師可以說是骨干教師。

　　“國家曾經出臺過清退代課教師的文件，但只清退不補充，學生的課誰來上?”鄭國輝說：“教育部門只是政策的執行部門，面臨著很多實際困難。不用代課老師，一些鄉村學校無法正常開課；老師來了，編制又不夠。代課老師拿著400元代課工資，卻干著和公辦教師一樣的活兒，這讓我也很無奈。”

　　鄭國輝介紹說，目前全國的代課教師大約有44萬人。“這是歷史遺留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也不是一個縣級的教育部門、甚至省級政府能解決的。”

　　在鄭國輝看來，額敏縣維持目前代課教師的待遇已“拼盡全力”。目前，在額敏縣這些教師的工資一部分由縣財政按照人頭數下撥到各學校，一部分從各學校的可支配的收入中拿出來。

　　此外，面對郭海菊家人的質問，鄭國輝也感到一種隱藏的“危機”，長期以來代課教師和學校不簽訂任何勞動合同，一旦出現糾紛，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都無法保證。

　　“《勞動法》規定要合法用工，長期用工必須給職工繳納‘三金’。但是工資能擠出這400元已經不容易了，哪有錢繳‘三金’呢?”鄭國輝。

　　此前，郭海菊的家屬也曾多次找到鄭國輝，要求給郭海菊一個說法。鄭國輝多次無奈回應：“實在不行,你把學校告到法院去。這事情，還真不是我這個局長能解決的!”

　　“這樣使用代課教師，確實有風險。”巴特那生說：“但是在我們學校，小學部20幾個老師里，公辦教師只有兩三個，不用代課老師小學部就得停課。事業編制，不是學校能給老師們解決的，縣上也解決不了。”

　　據了解，郭海菊死后，巴特那生以個人名義拿出兩萬元，安撫和救濟郭海菊家人，同時要求對方不再糾纏狀告學校。 (來源：亞心網 徐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