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深入推進教育公平和教育民主化改革，都直接指向了新的教育制度安排，其核心問題之一就是以政府行政改革和制度創新推進教育公平

　　12月6日，由民間教育智庫21世紀教育研究院、南都公益基金會等聯合主辦的首屆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獎評選在北京大學落下帷幕。“民間評獎政府是國際慣例，也是含金量很高的獎項。”上海浦東區副區長張恩迪向組委會表達了對這項“民間表彰政府”活動的重視與支持。

　　在民間考量的天平上，獲獎案例中的絕大多數與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化改革相關。安徽銅陵市推進教育均衡發展，率先成為“無擇校城市”，代表了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湖北省政府實施的“農村教師資助行動計劃”，創造性地解決了農村教師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的問題。武漢市和貴陽市在解決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上的探索，分別提供了在中心城市和貧困地區的推進模式。

　　同樣得到民間認可的還有現代學校制度建設方面的嘗試。成都青羊區“學校民主管理委員會”制度、寧波海曙區“學校議事會”制度，都不同程度上體現了教育領域中的政府“放權”和社會參與的理念。上海浦東區則通過有意識地培育社會組織，借助社會第三方力量提供專業服務，創造性地實現教育“管、辦、評”分離的探索告訴人們，“小政府、大社會”是一個值得追求、可以實現的理想。

　　“我們每一個教育工作者，要考慮怎么能夠更好地為人的終身發展、可持續發展負責，否則就有悖于我們的良知。”山東濰坊市教育局局長張國華說。

　　“每個人的生命意義和生活質量，實際也是自己的內心體驗。首先要讓周圍的人活得幸福，自己才活得快樂、安逸。”貴陽市教育局局長李秉中在進行以農民工子女教育為主題的對話時，如是表達自己追求教育公平的緣由。

　　讓農民工子女教育走出尷尬

　　2007年農村基本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后，農民工子女教育成為最突出的教育公平問題。“國家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的制定工作在進行中，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承接的其中“促進教育公平”的專題，涉及如何把農民工子女教育納入未來社會發展規劃。

　　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受到政府部門的關注，可上溯到1997年國家出臺暫行辦法，允許流入地設立簡易學校。此后又經歷了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決定》中提出“兩為主”(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政策，以及2006年《義務教育法》(修訂案)規定把接納非戶籍居住地上學的少兒納入政府管理范疇。教育部稱，2007年底各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農民工子女約有765萬。

　　2008年中央教科所分別在三類城市中調研這個法律監管層面問題的落實情況，結果顯示，縣級市落實較好，地級市次之，省會以上城市不理想。隨后，部分學者和教育官員在21世紀教育之春系列沙龍上積極建言，希望中央“兩為主”政策的切實落實，成為新時期政府實現“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照耀每一個公民”承諾的典范。

　　大城市未達到“兩為主”，總根源在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而相關政策中也存在不利因素，比如以公辦學校接納為主的比例應該是多少，尚無一個明確的劃分；再如我國義務教育一以貫之的屬地管理原則，對于農民工子女跨區域流動到一個城市，又遇上義務教育在城市開始免費的新情況，往往無助于“兩為主”的落實。

　　中央教科所教育發展研究部主任吳霓認為，從政策角度，落實“兩為主”要規定流出地政府應負有準確統計和及時傳遞相關信息的責任，以利于流入地政府能夠統籌解決。在政府層面，要辯證地認識“以公辦學校為主”，應是多形式的為主，除讓公辦學校接納外，還可對農民工子女學校進行扶持，給予經費補貼，幫助改善辦學條件。

　　現實中“兩為主”與流入地政府原有利益發生沖突，還有著我國財政以納稅人為基礎、區域性“分灶吃飯”的支付制度原因。在免費義務教育政策實施的大背景下，落實“兩為主”需要一個完整的政策鏈條，即一項教育政策的出臺，要有財政政策支撐，要有預算的編制和執行跟進，還要有公眾廣泛參與監督。目前一些流入地政府執行滯后或過濾政策的行為，與這個政策鏈條還不完整、相關部分不到位有關。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教授栗玉香提出：關鍵是如何調動流入地政府的積極性。就財政的可操作性而言，不妨嘗試中央政府按照對農民工子女戶籍所在地經費補助標準，補助給流入地政府，其他費用由流入地政府負擔；或中央政府規定流入地政府要保障農民工子女的教育達到當地的最低保障標準，以及要把農民工子女教育經費支出納入當地的財政預算。

　　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難達預期

　　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自2004年起實施四年，中央財政投入了100億元。隨著國家“兩基”計劃的完成，在中、西部共新建、改擴建寄宿制學校7700多所。然而因缺乏長效保障機制，這類學校運行不久就接連出現許多始料未及的問題，由此引起學界及民間基金會在2008年紛紛反思這項政策的設計及執行偏差。

　　從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角度，讓農村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地區的中小學生走出家門，集中到少數學校寄宿就讀；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寄宿就讀方式還可以拉動農村小城鎮建設，促進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這些曾是寄宿制工程的預期。如今，在新增200多萬寄宿生后，一個專門對西部地區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進行跟蹤研究的課題組，向當地發放“是否應保留教學點”的問卷時，卻得到76.3%的農村學生家長“贊同”的回答。

　　對于家長來說，讓孩子就近接受義務教育總是首選，農村教學點的減少恰恰阻斷了孩子就近入學的路。孩子寄宿要交住宿費和伙食費，算下來比農村義務教育政策允許免交的費用要多很多。對于寄宿制學校，新增的辦學成本，如食堂與宿舍的管理(相關人員)成本及運行(燃料、水電、維護)成本，基本上也要靠向學生收費支付。這些調查都說明，寄宿制學校增加了學生家庭的教育支出。

　　除了經濟因素外，還有校園的自身建設與寄宿制不配套。不少農村寄宿學校沒有圖書閱覽室也沒有體育活動室，寄宿生一天到晚被限制在小小的校園，除了吃飯、睡覺，其余時間一律上課。在這樣的情況下，寄宿生有著一系列社會與心理方面的需求，而校方往往缺乏必要的關注。一些校園教育教學設施的不規范也不利于寄宿生的發育成長，包括教室的燈光昏暗、食堂的伙食低劣、洗澡水不加溫、廁所距宿舍偏遠、床鋪過于簡陋，這些問題都因寄宿制而得以充分現形。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管理學院教授杜育紅認為，農村寄宿制學校這種辦學形式，需要我們從宏觀政策到學校內部的微觀管理進行深入研究，當務之急是：與寄宿制相關而必須增加的后續管理費用從哪里來？這需要擺上地方政府的議事日程。

　　鞏固并提高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的普及率，應該是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的根本宗旨。它的內涵不僅是建起住房和搭起床鋪，還要有系列化的校園建設和科學管理。因此，校園面貌的改變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應該是衡量寄宿制有效實施的重要標志。如果只有集中就讀加集中食宿的形式上的“寄宿制”，是絕對實現不了讓2200多萬農村留守兒童都能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預期的。

　　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趨緊

　　初次就業率和起薪不斷降低，就業崗位的社會地位有所下降，這三個衡量就業狀況的主要維度，共同反映著近年高校畢業生日趨嚴峻的就業難形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推出的2009年《社會藍皮書》也明確指出，2008年畢業的560萬左右的大學生，到年底會有150萬人難以找到工作。大學生失業率已突破12%，是登記失業率的3倍。

　　就業問題研究專家陳光金認為，2008年這么多的大學生不能實現就業，原因主要有三：第一，高校畢業生畢業規模在擴大，導致就業壓力越來越大。第二，2007年大學畢業生未能如期就業的有很多，所以對2008年畢業生形成空間擠壓。第三，金融危機的沖擊也是影響他們就業的因素。

　　陳光金表示，中國大學畢業生從2006年的413萬，增長到2009年的611萬，這對就業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學界普遍認為，高校畢業生就業難是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和就業體制改革的結果，它與勞動力市場分割、高校畢業生就業期望與市場需求相對脫節、高等教育體系配置不合理等因素有關。其中從一些角度觀察有利于加深認識：不同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由高到低分別為211工程高校、非211工程普通高校、高等職校與專科院校；外語類和外貿類高校的畢業生就業率較高；畢業生所學專業的專門化程度越高，與國民經濟的行業和職業相關性越強，薪水越高。此外還有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結構性特征：自主創業型就業僅占1.2%，有工作卻與專業無關的占28.6%。

　　2008年中西部只能為當地畢業生提供28.9%的就業崗位，促使高校畢業生就業繼續向東部集中——東部吸納了全部高校畢業生的61.3%。由于在大城市就業難，以往根本不被大學生看好的崗位，2006年以來也逐漸被列入了大學生的擇業范圍，比如公路收費員、市容環衛工等；2008年出現眾多高校畢業生競聘“村官”。28個省市陸續啟動的大學生“村官”計劃已歷時三年，從2008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將用五年陸續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任職。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說，大學生在社會就業方面是個受影響較大的群體，由于不少大學生生長在城市中，大學生身后還有家長，而家長對子女的投入往往會有一個預期，所以政府應該從工作重點、政策制定和具體措施三個層面繼續努力，來緩解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周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