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半年多以前的一篇長文中，分析了缺乏農村學生如何導致大學生素質的下降。今年春節前，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的報道遍布媒體。這使我不得不把這篇被“埋沒”的文章翻出來，希望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和思考。

　　據《廣州日報》報道，目前城鄉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而在上世紀80年代，高校中農村生源還占30%以上。溫家寶總理也感慨道：“ 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新華社1月4日)

　　關于農村學生比例下降的后果，媒體多從社會公平的角度來討論，很少從效率的角度來著眼。實際上，中國的高等教育把農村學生排斥在外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公平問題，而且還是大學生平均智商的下降，這最終傷害的是中國的競爭力。

　　中國對教育問題很少有量化的研究，許多事情只能憑直覺判斷。比如，根據我們的經驗，現在的大學生的成就比起三十年前那一代大學生簡直差得太多。三十年前大學剛剛恢復招生，許多考生在農村插隊，荒廢多年學業，只能臨時抱佛腳應試，更多的考生則是根本沒有學業可荒廢，因為從小學起就趕上“文革”。記得我讀初一時，看連環畫都不看字，幾乎和文盲差不多。后來知道高考恢復，突擊兩年復習資料完事。這哪里算教育？即使進了大學，連基本的參考書都找不到。在如此貧乏的知識土壤中讀完大學的人，和下一代從小就進行“智力開發”的獨生子女怎么可能相比？但是，真論成材率，還是三十年前的那代大學生厲害。

　　為什么會如此？因為三十年前大學難考，進去的即使不是百里挑一，也是十里挑一。1979年在北京高考，你即使上最差的大學，也是27個里面取一個。這樣的選材率和今日的大學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這就使我想到了哈佛已故心理學家Richard J. Herrnstein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著名學者Charles Murray在1994年出版的關于智商研究的名著《鐘曲線：美國生活中的智商和階級結構》。該書有幾個重要結論：第一，智商是天生的；第二，智商和經濟背景社會階層沒有關系；第三，目前人類還沒有找到任何提高智商的辦法。教育固然可以開發既有智商中所蘊涵的潛能，比如把一個聰明的窮孩子培養成諾貝爾獎得主，但沒有證據表明教育可以提高智商。第四，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一直是固定的。

　　Charles Murray后來又進一步把這些結論在社會政策上進行演繹。他稱中等智商的人不應該上大學，也很難上得好大學。因為大學本身是社會精英的教育機構，智商達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從中受益。不過，他分析了美國大學20世紀的發展，指出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適齡青年有了上大學的機會，比如1900年時，美國的大學生僅占18-21歲人口中的4%，如今則有75%左右的高中畢業生能上大學。按說這會稀釋大學生的智商，但是從各種數據判斷，現在的大學生智商比一百年前要高。為什么呢？因為一百年前只有特權階層的子弟能上大學，絕大多數人根本無緣競爭。二戰后的《退伍軍人法案》支持退伍軍人的免費高等教育，于是有220萬退伍軍人走進大學，一時間，一半的大學生都是退伍軍人，出現了許多“大老粗”拖家帶口搬進常春藤的現象。當時許多教授擔心，這些沒有教養的人會破壞哈佛耶魯等名校精英文化的品質。但令他們意外的是，這代粗人竟是常春藤歷史上最優秀的學生。二戰后這種平民化傾向有增無減，有色人種、婦女都擠進了大學。各種獎學金的設立，使窮人、外國人甚至非法移民也能上大學。這樣，大學選材面寬了，雖然不斷擴招，但是競爭力反而更高。過去的4%也許就是從5%的人口中選的，現在的75%則是從90%以上的人口中選的。這樣一來，現在的大學生的平均智商當然就高了。

　　由此，我們用一個簡單的計算就能看出中國大學“弱智”化的傾向：至2008年秋季入學，中國普通高校的毛入學率已達23%(據《廣州日報》)，與三十年前27個考生中僅有一個能進大學的時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上世紀80年代大學的農村學生比例還在30%以上，現在則下降到了17.7%，而農村人口占了總人口的55%以上。也就是說，大部分農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學的升學競爭之外。用個簡化版的算數來演繹：如果這23%是在整個適齡人口中選拔，那么大學生就差不多是頂尖的23%的聰明人。如果這23%僅僅是在45%的城市人口中選拔，那么幾乎所有智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可以進大學。按Charles Murray的說法，這其中有很多人根本不是上大學的料。雖然現在中國大學中的農村學生比例還不是零，但按智商分布的理論推算，農村學生越少，大學生的選材面就越窄，平均智商也就越低。

　　可見，中國大學城鄉學生比例失調，早已不僅是個社會公平問題，而且是個效率問題。我們正在拋棄一大半人口中的那些高智商學生，并用城里智商相對低的學生充數。這就造成了中國大學的“弱智”化，直接影響未來中國的競爭力。所以，我們的高等教育政策，要有巨大的轉變。政府必須以撥款為杠桿，要求大學(特別是拿國家經費最多的一流大學)招收一定比例的農村學生。否則，中國一部分最好的大腦，就永遠會處于“休耕”狀態。　　(薛涌 作者系美國薩福克大學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