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道德敗壞——研究互相提防——創新能力下降

　　最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清時委員在一些高校的實驗室大樓內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告示板上最顯眼的是來自校外的學術報告通知，校內的學術交流報告少之又少。

　　一些年輕學者和學生說起其中的緣由，令這位老科學工作者大吃一驚：老師，我們要提防別人竊取我們的科研思想。

　　在朱清時委員看來一些非常奇怪的現象發生了：有的教授規定學生只做自己的課題，除了導師必須對其他人保密，甚至同門師兄弟也不能通氣。甚至在領藥品時，因為怕別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干脆把標簽撕掉。有的教授則不讓本科生進自己的實驗室，以免他們今后上別的實驗室泄露自己的“機密”。

　　有些學生告訴朱清時委員，我們老師說了，國外做科研就是要互相提防。這位老師甚至舉例來證明：有學者向業內頂尖的科研雜志《美國化學學會雜志》投稿，被拒。幾個月后這個雜志刊登了另外一位學者同樣性質的文章。

　　“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這是在誤導你們，讓你們認為國際學術界是在提防中做學問。”朱清時委員認為這很可悲，“抱有這種恐懼的心態能產生多少創新能力？”

　　朱清時委員以自己年輕時為例，上世紀80年代，國內學術界如饑似渴地閱讀學術雜志，參加學術會議則抓緊機會與各種人才討論，傾聽意見。他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量子化學之父唐敖慶院士時，就迫不及待地向這位大師匯報了自己正在從事的科研工作。當時海外一位著名科學家回國訪問，一個重要的日程就是安排與年輕的科學家見面，聽他們做學術報告，并交流各自的想法。

　　“現在我們在國內已不容易見到這種局面了。其消失的原因就是因為學術道德敗壞造成大家相互提防的心態。”朱清時委員說。

　　上個世紀90年代，一個老院士的學生申報的成果有一本假書，學生自己造了一個封面，結果被發現了，這個院士最后被除名。“當時處理這種事情非常嚴格。但是現在很多院士，應負的責任大得多，一句話就過去了。”朱清時委員說。在他這個“內部人”看來，這些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沒有守住學術道德底線，用“活動”評委或制造假數據的辦法來通過各種評審，獲得學術職稱。這樣做的人越來越多，而一些為了維護學術聲譽主張嚴查此類事件的人則成了“惡人”，他們違反了學術界的 “潛規則”：出了這類事，首先是包住，實在不行就大事化小，否則你就是不顧學校的名聲，或者是自己出風頭，甚至是在打擊別人。

　　“現在對學術道德敗壞過分寬容，甚至到了糊涂的地步，已經嚴重損害了教學、科研的秩序。這些糊涂思想已經成為危害我國創新能力的大敵。”朱清時委員說。

　　他講了196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阿爾弗雷茨(Alvarez)發明氣泡室的故事。

　　1953 年，阿爾弗雷茨參加全美物理年會。午餐時，大家都喜歡挑選互不相識的陌生人為鄰，希望能汲取更多的智慧。阿爾弗雷茨旁邊唯一的空位上坐了一個27歲的博士后格拉塞(D.A.Glaser)，兩人交談起來。格拉塞說，由于被安排在最后一天最后一場演講，自己很擔心沒什么人會來聽報告。因為當年的交通不方便，人們往往不等會議結束就走了。

　　阿爾弗雷茨也沒時間去聽，就請這個年輕人說說自己的報告。格拉塞說，他受啤酒冒氣泡的啟發，產生一個想法，可能用來建造探測基本粒子的裝置——氣泡室。一席話讓阿爾弗雷茨如獲至寶。回去后，阿爾弗雷茨和同事立馬動手，幾年苦戰，終于做出了液氫氣泡室。這東西跟格拉塞的原始設計相比有大變化：乙醚換成了液氫，體積也擴大了許多。其功能更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1960年諾貝爾物理獎只給了格拉塞，因為原始的創新思想來自他，盡管格拉塞還很年輕，而且真正造出氣泡室的是阿爾弗雷茨。而阿爾弗雷茨在1968年才因發現“粒子的共振態”獲諾貝爾物理獎。

　　朱清時委員為這個故事感慨不已：創新思想在自由交流中才能產生、成長和成熟，然而這必須有誠信的學術道德作保障。年輕的格拉塞毫無顧忌地把自己的新思想告訴別人，阿爾弗雷茨只聽了幾分鐘，自己花了幾年時間苦戰，成功后仍然承認原始思想是格拉塞提出的，因此使格拉塞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

　　“在缺乏學術道德的氛圍中，格拉塞這樣的人才可能成長起來嗎？這種故事可能發生嗎？”朱清時委員問。

　　朱清時委員歷來堅持一個觀點：正如知識產權保護是高新技術發展的保障一樣，學術道德是創新思想的保障。如果大家都不恨偷錢的小偷和造假幣的罪犯，不嚴懲他們，那就等于打擊那些辛辛苦苦地創造財富的人，社會就不會向前發展。“學術上剽竊和造假的人就是偷錢的小偷和造假幣的罪犯，如果大家都恨不起來，不予制止，那么學術就沒有希望了。”

　　“是到了整治學術道德的時候了。我們不能讓未來的人說，我們這一代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失誤是沒有守住學術道德的高標準。”朱清時委員說。本報記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