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美好的事物如果沒有了容身之地，讓它們存活于文字當中，是不是一種最不壞的選擇？何仁烯在寫作《百年回首》一書的時候，還不知道九江師范學校的結局，他想用21萬字記錄下它的發展歷程，讓其對農村師范培養的經驗“不至于很快消逝得無影無蹤”。

　　教育部曾經一聲令下，改變了中等師范學校的命運走向，它們被認定為不適應小學教育發展的需要。因此，在中國師范院校的版圖里，將不再允許中專層次的存在。

　　此后，九江師范學校也需自謀生路，盡管它在江西省聲名赫赫，有著優良的師范教育傳統。2006年4月30日，它被撤銷師范建制，并入九江職業大學。

　　最近，有學者借《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的制定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之際，建議恢復“中等師范學校”。對此，在九江師范學校學習、工作了幾十年的何老師感觸頗多，他說：“國家要重視和支持面向農村小學的教師培養，要允許師范學校的獨立存在。即使它們被大學合并，也要有適宜生存和發展的環境。”

　　未來的農村教師要學做環保蜂窩煤

　　教師隊伍的大門早已向所有的大學畢業生敞開，只要你能拿到教師資格證，并通過相關的選拔考試。這項政策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擔憂。

　　在傅義贛和他的同事們看來，師范學校培養農村小學師資的優勢是不可被替代的。傅是前九師的校長助理，他說，“培養一位合格的老師，必須經過人文素質、師德教育、專業技能、實踐教學能力等多個環節的培養，沒有個三五年的熏陶，不行。教師準入制把這幾個環節都省略了，錄用的一些老師只有師沒有范。”

　　九江師范學校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02年創立的九江中學堂，1933年成為“江西省立九江女子師范學校”，從日本東京女子體專畢業回國的熊恬出任校長，確定了至今仍在沿用的培養目標：培養小學師資，要做到學校與社會溝通，并造成教學做三合一的環境，使學生對于教育事業有改進的能力及終身服務的精神。

　　它一開始就注重對師范學校特色的研究，開設了普通中學沒有的課程：心理學、教育學、小學各科教學法、手工、家事等等。

　　即便遭遇戰亂，九江女子師范學校被迫遷移，仍強調對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如增加看護課，講授搶救傷病員方面的護理知識；開展民眾教育，深入農村調查，辦民眾夜校；在化學課中穿插講授毒氣的制造與防護；每周六下午，還帶著學生到附近村莊進行歌詠活動，演出抗戰活報劇。

　　對學生的勞動教育和技能培養也是學校生活的重要內容。校方在附近租借田地作為菜圃，學生分工合作，養雞、養豬、種植、釀酒、磨豆腐，或者變身為竹工、木工、藤工、裁縫，有人善于剪裁，有人工于刺繡，有人鐘情于雕刻。歡聲笑語，不絕于耳。

　　女師遷移到吉安僅有兩年，當它再次要搬離時，在當地引起極大震動，從鄉長到鄉紳，眾人聯名向省教育廳遞交書面報告，懇請留下女師附小：“賴諸位老師之真誠訓誨，慈祥教化，學生身心之改正，知識之增加，獲益誠非淺鮮，民情風俗熏陶遷移者亦復不少。農夫村婦，有口皆碑。”

　　師范學校培養學生，不能脫離農村實際。潘留芳如今是九江職業大學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在1970年成為九師的化學教師，他說：“所有這些知識源自生活的，就要回歸到生活中去，尤其要回歸到農民的生產生活當中。”

　　他會教學生制作“環保蜂窩煤”：在煤里加入適量消石灰，就可避免煤炭在燃燒中產生有害的二氧化硫。他會教學生把500毫升的鹽水瓶變成漏斗和量杯，用幾節廢電池提取“二氧化錳”。

　　“我們很現實，農村學校條件差，就要發揮老師的創造性，盡可能地保證教學、課外活動的進行。”潘教授說，他們的學生要掌握“變廢為寶”的本領，這些在師范大學可能就學不到。

　　農村需要“四有四會四能”教師

　　在20世紀80年代，九師的突出表現是確立了“培養的小學與幼兒教師是否合格的評價標準”。1980年，學校組成小學教育調查組，在修水、彭澤兩縣工作20多天，寫出專題報告，將“提高教師素質”視為改變小學教育質量低下狀況的根本途徑。據此，九師在全省創造性的提出“四有”、“四會”、“四能”的人才培養規格。

　　“四有”，是指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為農村教育事業作貢獻的心愿；有熱愛兒童的感情和熱愛小學(幼兒)教育的事業心；有比較扎實的基礎知識、教育心理知識和基本的農業生產知識；有健康體魄和從事一般體育運動能力。

　　“四會”，是指會說較好的普通話；會寫一手好字(毛筆、鋼筆、粉筆)；會彈琴、唱歌、畫畫；會動手做些實驗和制作簡易教具。

　　“四能”，是指能服從組織分配，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能適應艱苦的工作環境；能獨當一面地組織好班級和少先隊的教育活動；能教好一門主課(語、數)，并能兼教音、體、美中的一門。

　　該校對教學規格、教學方法和考試方式也進行了大膽的改革，盡量淡化應試色彩，注重對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和考核。如測試心理學，就要求學生觀察分析某一特殊情況下的兒童心理，考察生物學，還要求學生運用童話的方式，綜合昆蟲的視覺與聽覺編一段故事。

　　九師一直強調研究小學教材與教學方法，看重與小學的密切聯系。選派老師去附小兼課，安排老師赴農村小學蹲點，請優秀的小學教師來校介紹經驗，都是常事。1982年下學期，僅語文組就到小學聽課144節。

　　現在的一些老師“有師沒范”缺的是什么

　　一位在1957年從九師畢業的老人回憶起母校，首先想到的是“那個并不很大的校園充滿藝術氣氛”，他的第一堂音樂課就被帶進了琴房，看到靠墻擺放著十幾架風琴。

　　九江女子師范學校時期的訓育主任熊愷，曾在一篇短文中論述課外活動的“非常重大的意義”，認為“是一種領導學生利用剩余精力，參與身心有益的活動，與探求課本之外的知識的重要途徑”。當時學校的指導思想，就是要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去占領學生的空余時間。

　　一名學生以活潑的筆調記錄了“營地法庭”開庭情況：“推事、書記官、檢察官及律師，個個都穿上了一件和尚式的法衣，大搖大擺地在群眾的笑聲中登了臺，她們那種森嚴的風度，真令人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覺，尤其是坐在中央的法官，那一副似冰似鐵的面孔活像審判小鬼的十殿閻王。”

　　在類似的氛圍中，九江職業大學學前教育系2006級的舒巧就相信：性格再內向的孩子來這里讀書，也會變得開朗。初中時的舒巧曾經被語文老師要求當眾朗誦一段文章，她站起來，“雙手發抖，口齒不清”。在這里，她很快被新的氛圍所吸引，在同學們的鼓勵下，第一次敢面對30多名同學，用兒童化的語言，配合肢體動作，講5分鐘的故事。

　　師范在鼓勵活潑之余，也非常強調紀律。何仁烯從九師畢業已經56年，他談起在校時的一次“美好回憶”。

　　1951年的五一勞動節，兩萬多各界人士聚集在某個廣場，參加慶祝大會，九師也去了幾百名學生。會議突遇大雨，“其他單位的人如鳥獸散，整個廣場上只有兩支隊伍巋然不動，一個是軍隊，一個就是我們九師的學生。老師沒有叫解散我們就不會解散。”何仁烯覺得“這個場面很感人”。

　　九師曾對學生的一言一行都有嚴格細致的規定，以確保他們“像個老師的樣子”。學校招過幾屆幼師(代培)班的學生，這些成人學生一進校就“燙頭發、穿金戴銀”，在校方紀律約束下弄直了頭發，取掉了戒指。

　　何仁烯認為，一個好的老師對學生總是有影響的，這樣的老師就需要師范學校去培養。“從整個80年代看，培養的學生的質量，都還是上乘的。”他說，這種評價是從市區到縣鄉的普遍反應。有些農村中學的校長，寧選九師畢業生，也不要其他大專生。

　　花開花落九江師范

　　有一段時間，這些優良的師范教育傳統遭遇了嚴峻的挑戰。

　　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更大的沖擊還是來自于政策：國家取消了對中師生的畢業分配，使得生源質量急劇下滑，并提出要由三級師范(本科、專科、中專)向兩級(本科、專科)過渡，這意味著中等師范學校或者升格為專科、或者被高校兼并、或者轉型、或者銷聲匿跡。它們逐漸喪失了師范功能，不再為小學提供師資。

　　2003年8月14日，九江市政府向上級呈遞《關于九江師范學校、九江職業大學合并組建九江高等師范專科學校的請示》，但未獲教育部批準。第二年，九江市又改變方案，打算將九師并入1985年設立的九江職業大學，2005年4月15日，這一方案獲得省政府批復同意。

　　一年后的4月30日，新組建的九江職業大學成立。學校設立了師范學院、中專部和學前教育系，依然面向農村小學培養師資。目前，無論是學生人數、生源素質還是教師隊伍建設，師范教育在九江職業大學占有重要的地位，學校仍然較好的保持并彰顯了師范特色，這是讓人感到慶幸的。

　　九江擁有470多萬人口、44萬在校小學生、15萬理想幼兒在園生，按國家規定，必須有一所培養培訓小學及學前教育師資的高等專科學校。目前這一功能由九江職大承擔，但仍處于過渡性招生階段，還不知今后會怎么樣。許多教師對此不解，他們認為，如果職大本身沒有師范資源，突然要辦師范，那要慎重，但是對已有的資源，怎么能夠浪費，而不扶持它的發展呢？

　　(本文在采寫中參考了何仁烯老師編著的《百年回首》，特此致謝) 本報記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