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發展進程中，教育先行成為政府的既定方針。近日重慶市下發的《關于促進民辦教育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因其明確了民辦教育投資者可多渠道融資，并在多方面享受公立學校待遇等，而被稱為目前“重慶民辦教育發展進程中，最全面、最具體的一份地方性政策文件”。

　　允許多渠道融資

　　打破民辦校資金“瓶頸”

　　身兼重慶民辦教育協會常務副會長和重慶海聯學院院長兩職的凌霄，近來一直很興奮。這是因為，近日下發的《意見》，了卻了他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多年來的夙愿。

　　長期從事民辦教育的凌霄認為，興辦民辦學校投入巨大，如果沒有雄厚的資金作保障，就很難得到發展。而要解決這一難題，除了興辦者本身的實力外，多元化的融資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剛出臺的《意見》，明確了民辦教育投資者可多渠道融資，并可進行多種形式的資本運作。這無疑為民辦教育的興辦者打破了最關鍵的資金瓶頸。”在凌霄看來，此舉堪稱一大突破———而在此之前，重慶還沒有這樣的政策。

　　事實也是如此。記者了解到，重慶科創職業學院(原重慶信息工程專修學院)在近3年的時間里，依靠香港科創集團投入的2億多元(年投入不低于8000萬元)，很快發展成本地規模最大的民辦高職院校———在校生人數達25000多人；該行業的另一佼佼者———重慶海聯學院成立近10多年來，總共投入資金7億多元。為此，該校于2002年在澳大利亞借殼上市，成為全國首家上市民辦高校。

　　可退土地出讓金

　　民辦學校成本大大降低

　　然而，并非所有的民辦學校都有這么好的運氣。資料顯示，近年來，重慶幾所曾名聲在外的民辦學校先后遭遇滑鐵盧：2003年9月，開明中學因金子難以為繼而易主，更名為重慶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巴蜀實驗學校；2003底，重慶華樺學校因負債高達6900萬元而停辦，后于2004年底被人買走；而以“八國語言教育”為標志的方倩國際學校，也在今年3月被拍賣；重慶兩所民資與四川外語學院合辦的外語學校也先后易主。

　　在談及這些學校的興衰時，凌霄表示，資金、教學管理和政策扶持力度，是民辦學校發展的三大保障。其中一方面出了問題，就會影響到民辦學校的生存和發展。而所有矛盾的交集，就是資金問題。

　　“如果政策早一點放開，引導民辦學校進行多元化資本運作與投融資，或許那些學校的命運會有所改觀。”在凌霄的遺憾后面，更多的是對新政的期待。

　　這種期待已成現實。據重慶市財政局教科文處處長周慶良介紹，今后民辦學校的辦學用地，都將納入城鎮建設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其新建、改擴建用地可以采用出讓的方式征用；其教育教學用地按收支兩條線的辦法先交納土地出讓金，再申請返還；民辦學校資產過戶將免收資產過戶稅費，并減免資產過戶時的服務性收費；某些符合國家規定的民辦學校，其教育勞務收入還可免交營業稅。

　　重慶科創職業學院(原重慶信息工程專修學院)董事長何濟認為，這雖然不涉及融資方面，但仍可為民辦學校解決最核心的資金難題提供幫助。“因為這些扶持措施，能使民辦學校降低辦學成本。”

　　學歷證一視同仁

　　學生可申請國家獎學金

　　事實上，早在2002年，重慶就曾出臺過《關于鼓勵支持社會力量辦學的意見》。但遺憾的是，該政策比較籠統，覆蓋面窄，操作性不強。凌霄對其的概括是：重管理，輕扶持。而此次出臺的扶持政策，則涉及到資本運作、投融資、教育公平、用地、稅費等各方面，“堪稱重慶民辦教育目前最全面、最具體的一份地方性政策文件。”

　　這樣的感嘆并不為過。因其不僅具體全面，操作性強；更讓凌霄們感到欣慰的是，民辦學校今后在不少地方獲得與公辦學校同等的權利。

　　“民辦學校學生義務教育階段的雜費、公用經費，將與公辦學校執行同一政策，由市和區縣(自治縣)按標準給予補助。”周慶良告訴記者，同時，市和區縣(自治縣)給予中職學校的資助政策和標準，實施中職學校基礎能力建設和實習實訓基地建設項目，也將對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予以同等對待。

　　除此之外，在一些稅費收取方面，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也一視同仁。比如，民辦學校教育教學房屋建設涉及的城市建設配套費等行政性收費、服務性收費，也享有與公辦學校同等的待遇；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民辦學校校辦企業、后勤服務，享受與公辦學校相同的稅收政策；

　　《意見》還強調，民辦學校的學歷、學位證書與公辦學校具有同等效力；民辦學校學生在升學、轉學、考試、就業；申請國家助學貸款、國家獎學金、助學金、交通優惠、醫療保險，戶籍遷移以及先進評選等方面，都將與公辦學校的學生享有同等權利。

　　民辦校迎來春天

　　投資教育產業商機顯現

　　按照重慶市教育發展的遠景規劃：到2012年，全市民辦學校在校生總數力爭達到80萬人；民辦高等教育在校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總量的20%以上，民辦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占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總量的30%以上，民辦學前教育在園幼兒占學前教育在園幼兒總量的70%以上；并建成一批義務教育階段和普通高中的優質民辦學校。

　　而重慶民辦教育的現狀卻不容樂觀。截至2007年底，全市各級各類民辦學校(教育機構)為2481所，只占全市學校(教育機構)總數的17.5%；在校生人數50.1萬人，占全市教育機構學生總數的8.4%。至今為止，還沒有一所民辦本科院校。

　　在同為西部城市的西安，民辦教育卻是另一番景象：其總體規模略勝于當地公辦教育；其民辦高校的數量，甚至占到全國民辦高校的一半。這也使得西安的民辦教育資源在全國比較靠前。

　　何濟認為，導致兩地民辦教育差距較大的原因在于，西安對民辦教育的扶持從1993年前就開始了，比重慶早了10多年。“如果重慶10年前就大力扶持民辦教育，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也正因為如此，《意見》的出臺才顯得彌足珍貴。

　　“資金保障方面的扶持政策，可讓民辦學校建更好的基礎設施，有錢請更好的老師；教育公平方面的扶持政策，為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創造了一種公平的競爭環境。”何濟說，這無疑對民辦學校改善辦學條件有較大的幫助。“而辦學條件的改善，還會增強民辦學校對生源的吸引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何濟和凌霄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意見》的出臺，標志著政策層面的大門，已真正向有志于投資民辦教育的人士敞開。“重慶的民辦教育，迎來了最好的發展時光。” (記者 黃光紅 實習生 冷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