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副主任劉承沛，第一次從學生那里聽說“托福”。

　　直到幾天前，這位86歲的老人回憶起往事，依舊不住地用手胡嚕著花白的頭發，眼睛睜得大大的：“我現在都不清楚，這個學生是在哪里考的試！”兩年之后的1981年12月，中國內地的第一次托福考試(TOEFL)，在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同時開考。

　　這次考試也創下了內地考試的諸多第一：第一次將美國標準化考試引入中國、第一次使用機讀答題卡、英語考試第一次考聽力……甚至后來，托福考試模式還為中國高考改革提供了參考。

　　“中國式托福”無奈收場

　　1978年，中國鼓勵公派出國留學———托福進入中國，離不開這個大的背景———出國選學校就要考托福。

　　考托福需要交美元報名。最初，為了省下報名費，中國曾效仿托福經驗組織“中國式托福”，并期待得到更多美國高校的認可，但事與愿違。

　　1980年，綜合了托福和香港考試經驗的EPT(英語水平考試)在內地開考，當時在國家教委(現教育部)學生司工作的楊學為稱之為“出國前的預選”。

　　EPT在設計題目上把托福當做參照，難度也與之相當，但是“剛剛經歷過‘文革’，一部分中青年學者幾乎沒有英語底子，”作為命題組成員之一的劉承沛說：“一考試，不及格者大有人在。”蔣妙瑞是這場預選的負責人。他任職于國家教委高教一司外語處，當時一統計成績，他竟然發現，“如果按照EPT的成績選拔，能達到出國分數線的人，甚至還不夠中央要求的出國人數。”當然也有考得不錯的學生。他們拿著成績單去申請一些非中美政府間合作的美國大學時，卻遭到了拒絕。

　　這顯然又與設計EPT考試的初衷存在落差。在蔣妙瑞看來，托福是美國 ETS(美國考試中心)的標準化考試，既然要申請美國的高校，無論你組織得再好，人家也不愿意承認中國的考試成績，“這是情理中的事情。”所以在當時，一些留學生如果想申請美國高校的學位，在國內通過EPT考試后，還要再坐著飛機到國外考一次托福，通不過再回來。楊學為打趣地說，這時候，為了省下飛機票錢，把托福引進中國，儼然成了當務之急。

　　至此，“文革”后的中國在把軌道逐步確定為經濟建設的同時，在教育領域也開始醞釀，為這場“純美式的考試”敞開大門。

　　第一次托福籌備6個月

　　在劉承沛眼中，美國ETS的董事長們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他們看透了變革中的古老中國決不會拒絕“托福”的到來；另一方面，已經紅透了絕大多數非英語國家的托福考試，也急需占有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

　　1981年2月，ETS派出3人小組來華“試探”。

　　他們走訪了中國教委，并起草了ETS與教委有關托福進入中國的協議。協議經過幾個月的修改，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的批示下，中國代表團一行人于5月赴美簽字。

　　洽談協議的過程出奇的順利，雙方談判時，并無利害之爭，主要內容集中在如何使中美兩國在考試操作理念上更好地融合。

　　時至今日，托福考試如同快餐一般每年舉行30多場，而在27年前，有多年海外考試服務經驗的ETS要求，中國首次托福考試的準備時間至少需要6個月。

　　對此，當時的中國代表團提出了疑義：“6個月準備考試，是不是為了要錢啊？”楊學為說，ETS就拉出時間表，詳細解釋這6個月要進行的工作：組織報名、交報名費、寄送卷子、如何保密等等一系列環節。

　　5月，在美國某大學的一間教室里，楊學為和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務處副主任陸兆淞等一行人一同參加了與ETS的簽約儀式，到場的還有中國駐美大使館的文化參贊。

　　陸兆淞站在教室的最右邊，楊學為則端著一個借來的沒有閃光燈的相機為儀式拍照留念。他把快門調得很慢，光圈調到最大，為了拍到最好的效果，他連手都不敢抖一下。

　　首考聽力臨時改造教室

　　從美國回來不久，ETS把托福考試資料郵寄到北外。

　　從這里，試卷等資料被分到3個城市的考點。

　　楊學為回憶，之所以第一次考試選擇北京、上海、廣州，是因為ETS認為，當時這3個城市的英語師資力量及軟硬件條件比較好，考生比較多。

　　沒有橫幅，沒有廣告，在北外辦公樓的一間小辦公室里，中國第一場托福考試默默地開始接受報名。

　　中國要考托福的消息，還是被幾家媒體報道了。來了報名的人，負責考務工作的陸兆淞就把資料發給他們，隨著口口相傳，報名者也越來越多。一年多后，報名點也換至一間更大的辦公室。

　　托福考試要測聽力，這在中國是頭一次。學校決定不用大喇叭放考題，怕聲音失真，為了保證公平，每一名考生都要有獨立的耳機插口。

　　北外撥款臨時改造了一個能容納100人的大教室作為考點，加上原有的4間語音教室，但還是無法滿足越來越多的報名者，這時，現在的北京語言大學臨時成為第二考點。

　　托福考試全程使用機讀卡，這在中國的考試里也是第一次。

　　報名時，考生都要用漢語拼音填寫姓名，然后把報名卡上相應的字母用鉛筆涂黑，陸兆淞要逐一檢查每一張報名卡，這些報名卡將寄往美國，如果有一張出錯，不僅考試沒有成績，19美元的報名費也打了水漂，“這可不是鬧著玩的”。

　　考生答串行是他最擔心的。開考前一天，陸兆淞召集所有的考生來開會，把答題卡復印件發給考生，特別強調考生一定要帶著尺子考試，比著答題，謹防在密密麻麻的答題卡上涂錯。

　　當時絕大多數是單位集體報名，報名時直接交美元，報名費也由單位負擔，為了防止考生作弊，每人的準考證上只寫考場不寫座次，考試入場時臨時安排座位，目的就是要把同單位的人分開坐。

　　11月份，試卷由專門快遞公司運到北京，陸兆淞把卷子鎖在辦公室的保險柜里，他說，不用看守，當年不會有人來偷。

　　從美國運來考試鉛筆

　　劉承沛沒有想到的是，在聽說“托福”僅兩年后，他就成為中國內地第一次托福考試的北京地區主考官。

　　他認為，托福考試與當時中國的考試最大的不同是，要時時刻刻給學生一個最舒服的考試環境。比如考試時，監考老師不能在考生身后站立超過30秒，不然會影響考生的情緒；每個考場都要準備鬧鐘，讓學生時時刻刻都能把握考試時間。

　　更有趣的是，考生答題用的鉛筆、橡皮、轉筆刀都是隨著資料一同從美國運來的。陸兆淞說，當時用美國的鉛筆，主要是擔心中國鉛筆色度不夠，影響機器判卷的準確性。黃色鉛筆上印著“TOEFL”字樣，筆頭上頂著一個橡皮擦，“這個橡皮頭比國內的要好很多，擦過后試卷上不會變黑。”每個考場有兩名監考老師，開考前要把鉛筆削好，每個桌上放兩支，如果考試中有鉛筆出現了問題，老師隨時幫他更換。

　　除了兩名監考老師，每個考場還有一名機務人員，專門負責耳機的維護，開考前10分鐘，考生開始試聽耳機，出現問題，機務人員隨時為其更換。

　　不過托福考試要求也很嚴格，比如做過的聽力試題不能更改，如果被監考老師發現有考生出現更改的行為，就按照違規處理。“當時有100多道選擇題，考生們也根本沒有時間改。”考試結束后，鉛筆也一同收回，留著第二年的考試接著用。

　　劉承沛說第一次考試很順利，沒有出現作弊，但他至今也還有些后怕，他說，應該提前聽一下英語聽力，如果播放聽力時出現問題，就無法挽回了。

　　陸兆淞記得，幾個月后拿到成績時，感覺還不錯，有600分以上的，550分的很多，基本上考生都在500分以上。

　　托福經驗被高考借鑒

　　當時去美國簽約，楊學為還帶著另外一個任務。

　　托福與當時中國的高考完全不同。托福是美國人的標準化考試，他們有理論，每年的題目由題庫生成，難度保持一定。

　　但當時的中國，考試都是主觀題，命題也只憑借經驗。

　　“經驗是存在于命題人的腦子里，今年誰去命題誰就有經驗，明年換一個人，就沒有了經驗，每年考試題目難度忽上忽下。”楊學為說。

　　隨著托福的引進，1985年中國高考實行標準化改革。命題中增加了客觀題，同時保留了部分主觀題，這樣的改革，既有借鑒托福的內容，也有自己的創新。

　　蔣妙瑞認為，托福的優點是，它的考試是有效的。可以通過一種題型，拉開不同程度考生間的檔次。但是它也有缺點，比如全是選擇題，無法避免考生猜答案的因素。

　　所以在之后由蔣妙瑞負責的大學四六級考試的命題中，托福經驗多被借鑒，但是增加了作文的內容。

　　經過幾年的考試，陸兆淞也向ETS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后來，托福考試陸續增加了作文考試。

　　據媒體報道，第一次托福考試共有732人參加。如今，新東方學校國外部北美項目主任張洪偉說，2009年，參加托福考試的學生將達到13萬人。 (記者 吳鵬)

　　-新觀察

　　托福考試搭建了走進世界的語言平臺

　　托福考試的價值，在于改變了中國人的視野，還是改變了中國人的英語水平？在那些托福應試者的巨大熱情背后，能看到哪些時代變遷的痕跡？這是我們今天評價托福考試時，應該思考的問題。

　　1976年以后第一代走出國門的人，大多數來自和“資產階級”藕斷絲連最為緊密的上海，上世紀80年代初，他們中的很多人在黑市兌換美元，戰戰兢兢填寫報名表格，傳閱每一本能搞到的《時代周刊》，他們內心充滿了莫名的狂熱和興奮。

　　第一代出國者即第一代托福考試的“受虐者”，很多人直接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獎學金，去美國改變命運。

　　除了少數人有海外親戚的持續建議和微薄資助，大多數一窮二白的年輕人漫無目的的寄出幾十份托福成績和申請資料，然后焦急地等待大洋彼岸的回音。那種等待的滋味，很多人一生都刻骨銘心。那時候的北大、清華、復旦，直到今天都有人戲稱為留美預科學校。

　　那些遠渡重洋的年輕人，接受80年代西方文化氣息影響的最直接輔助材料，居然是整個托福考試閱讀文章所提供的美國歷史、文學、政治制度、經濟沿革等等。這些以考試名義出現的文本，涵蓋了哲學經典人物康德、尼采等等，大段艱澀的詞句直接沖擊久受封閉的中國學生的語言及文化認知極限(其后另一個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GRE，將此推向另一個極致)。

　　那些關于美國政治、地理、民族史等的教科書式的大段文章，無不是中國人重新接觸世界的開始。托福考試戲劇性地成為接觸美國腔(口語)、美國文化讀本(閱讀)、美國式思維(寫作)的重要途徑。就連托福考試的組織方式、試題標準化設置、考場服務，都為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人所發現和借鑒，加速了中國考試制度與世界的接軌。

　　可以說，托福考試真正的價值在于，它搭建了中國人才進入世界舞臺的語言平臺，拓寬了中國人的視野，為中國考試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這一平臺甚至深刻地影響了一代年輕人的“美國夢”。

　　不過，必須要說的是，托福考試傳遞的英語，卻完全是書面的、精英的、反草根大眾的典范，就連口語朗誦的磁帶腔調也是正經八百的。這些托福考試的文本意義，歷經數次改革，伴隨著美國電影及劇集的泛濫，居然從未改變。

　　因此，如果要問中國人的英語水平在近30年的托福考試中提高了嗎？中國人通過托福了解到的是真實的美國嗎？在我看來，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至少從目前看來，中國留美學生的英語水平和學術能力，并不比沒有托福考試時的時代高出太多。而且，中國人理解美國的方式，依然是華爾街的財富解讀和民族主義的愛國解讀。當然，這些問題，遠不是托福考試本身所能解決的。

　　2009年，托福考試的參與人數已經增加到13萬人，從第一代一窮二白、心懷夢想的年輕人，到現在家境豐厚、人生迷茫的新一代留學生，托福考試作為參與者，縮影印證了中國社會開放改革的發展歷程。(新東方研究院執行院長，曾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及戈德史密斯學院 張亞哲)

　　　輾轉弄來美元報名考托福

　　1982年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國家對外經貿部工作，當時接觸的外部信息越來越多，我就想出國去留學。

　　當時什么都不懂，連怎么報考學校都不知道，只記得托關系辦了一張北京圖書館的閱覽證，在里面找到一本字典一樣的書，上面是一些國外學校的介紹。

　　我就按照上面的地址和學校聯系，但是沒想到學校說，你得先考托福，有了托福成績才能申請。

　　當時參加托福考試的人大多是公派留學者，以科技類的研究人才為主，像我這樣自己報名要出國的，還不多。

　　我是1983年參加的托福考試，考場在語言大學。最開始，為了報上名都費了很大的勁。當時報名要用美元，可是也沒有地方去兌換，聽說公派留學報考的都是單位出的報名費，我只能輾轉找到國外的一個親戚，弄了些美元，交了報名費。

　　考試前總要復習的，可是那個時候新東方一類的補習班都還沒有，就只能自己找補習材料，我也跑了很多書店，找到一本影印版本的書，等于做了個練習。

　　雖然做了練習，但是考試那天還是不適應，那天是第一次戴上耳機考聽力，覺得很新鮮，但是一不注意人家已經讀過去了好幾道題，然后再也不敢瞎想，趕緊認真地聽。

　　成績出來了還不錯，后來也申請到加拿大的學校去讀書。

　　———王輝耀歐美同學會副會長兼商會會長，1983年托福考生 (記者 吳鵬 根據采訪整理 )

　　那時流行

　　“雅思”

　　流行時間：1987年起至今

　　流行指數：★★★★

　　“雅思(IELTS)”，全稱為“國際英語測試制度(InternationalEnglish- LanguageTestingSystem)”，是留學英聯邦國家的一種考試制度，主要用于留學、移民和各行業對英語水平的測試。它也是除了托福之外，另一項廣為流行的出國留學、移民的英語水平測試、途徑。

　　目前，“雅思”考試的成績除了得到英聯邦的國家認可之外，也逐漸得到美國等其他國家的學校、機構的接受，成為留學、移民簽證的“敲門磚”之一。

　　“雅思”在中國的第一次考試于1987年舉行，當時，只有不到50人參加考試。2001年，4萬中國人報考雅思，北京成為全球最大的雅思考試中心。而到2008年，報考雅思的中國考生已經逼近3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