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是很多高校藝術類招生的“面試月”，不少藝術類考生和家長集中“趕場”，跟隨他們一起趕場的還有這一種打著“藝術高考文化課沖刺”名號的招生廣告。

　　這類招生廣告看起來很“雷人”：“各科教師均來自北京市重點中學一線教師，并由資深教師組成高考專家顧問團”，而教學效果也是相當有效：“學生應試能力快速提高，3個月總分提高200分的奇跡不斷發生”。學費自然不菲，一家培訓機構的宣傳單上寫著：從3月8日到6月3日小班授課，每班限招12人，學費3.2萬元。如果時間不變，授課方式改為“一對一”的特殊輔導，全國范圍內限招10 人，學費為5.5萬元。

　　藝術類考生也要參加全國統一高考，他們的試卷與非藝術類考生沒有任何不同。為什么藝術類考生的考前文化輔導就能要到這個“天價”？

　　帶著這個疑問，記者開始了探訪。

　　暗訪天價培訓班

　　一份號稱“金字招牌”的藝術生高考文化課沖刺培訓的招生廣告這樣介紹自己：“創始人曾擔任全國教育‘十五’規劃研究課題——全腦教育研究與實驗項目，出版高考指導書籍11本”，聘請的是“特優資深全職教師”，學生應試能力迅速提高，“ 最突出的姜同學培訓35天提高成績240分，以474分的成績考入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專業”。該培訓班“嚴格控制招生數量，5年來共招收學員66位，高考文化課通過率高達93.9%”。

　　2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按照宣傳單上的地址，記者找到了這家培訓機構的“報名處”——位于中關村附近一所大廈11樓的一間辦公室。在寫字樓一樓的業主名單里，并沒有培訓機構的名字。在11層的拐角盡頭，一張巨大的海報放在辦公室的門外。

　　辦公室不大，屋子里只有兩個人，記者假裝自己是一個藝術類考生的親屬，替正在忙于“面試”趕考的弟弟來了解情況。兩位工作人員面有疑色，還沒等記者落座，盤問就開始了。

　　“你弟弟是哪個學校的”、“今年多大了”、“生日是哪天”、“屬什么的”……工作人員連珠炮般的問題向記者襲來，隨后“槍口”又轉向了記者：“你是哪個學校的”、“今年多大了”、“在這個學校的哪個校區上學”……

　　記者發現，坐在對面的工作人員就是宣傳材料上介紹的該機構創始人之一。記者請他介紹培訓機構的情況，他立刻表示：在北京，我們是專門做藝術考生的，而且不客氣地說，我們是做得最好的一家。我們的一名“專家”還是曾經的高考狀元。

　　“學費為什么這么貴啊？”記者問。

　　這位工作人員說：“去年某省高考的英語最后一道題和我們押中的一道不差，這就是我們的為什么(要價這么高)。”記者繼續打探，他只是在重復：我不說你也該明白的。

　　記者對能否在3個月內漲出幾百分提出質疑，這位工作人員表示：我們的老師都是很有經驗的高三老師，很有水平。“但高三老師本校的事兒都忙不過來，這里上課能保證嗎？”面對這樣的問題，這位工作人員先是說這些都是曾經教高三的，又說這些老師都是培訓機構自己的，當記者細問老師的名字時，他又表示要把考生帶過來再說。

　　高收費不一定買來高成績

　　“3萬到5萬的收費還不算貴的呢！”一位復讀機構的資深人士告訴記者。他還聽說過藝術類文化課培訓機構有過更高的價錢：一對一的培訓收費8萬元到10萬元。

　　實際上，正規培訓機構的藝術類考生的文化輔導價格并沒有貴到這種離譜兒的程度。以北京市的兩所復讀學校為例，精華學校藝術類文化輔導班的學費是3個月6500元，新干線學校這類輔導班是3個月7000元左右。

　　“藝術類考生文化輔導市場并不大，也相對比較固定。”北京新干線學校校長馮建說。對藝術類考生的輔導分成兩類，一是專業課，一是文化課。相對文化課而言，專業課的輔導市場很大，但是藝術類考生在參加專業課考試后錄取的比例很低，經常是五六千人參加的專業課考試，最后只有200來人能拿到“許可證”。“這幾年，北京的藝術類考試文化輔導市場大約維持在1000人到1500人之間。”馮建說。其中，80%以上的考生都會集中到幾家大的復讀學校，剩下約20%的藝術類考生就成為一些小培訓機構哄搶的目標，高價位普遍成為他們吸引生源的手段。

　　“很多家長都認為高價位與高成績是成正比的，可事實不是這么回事啊！”一位培訓機構的負責人提醒家長和考生。“這就如同于一件280元的衣服賣不出去，如果你把價位提高到2800元，就賣出去了。”這位負責人說。他分析，之所以這類培訓機構把價位定得如此之高，一是家長認為收費貴，就會有保障。二是這種收費能獲取更大的暴利。三是藝術類考生普遍家庭條件好。

　　而這類高收費的培訓機構就是吃準了家長的這種心理。一位在復讀機構工作多年的資深人士給記者算了筆賬：這類培訓班要價不低，從市場行情來看，教師的課時費是120元到150元，3個月的課時費大約9萬元。如果再加上房租，管理人員的工資，水電暖費和教學資料，以一個10人左右的班級為例，每名學生收費3萬多元，最后至少有一半的利潤。

　　而不少家長被這么一忽悠，認為上了這樣的培訓班，就可以考高分，所以家長到了同類培訓機構咨詢，開口第一話就是，你們能承諾什么？

　　這位負責人苦笑：“我們什么也不能承諾。”他自己沒少碰到過這類家長，然后不得不一遍遍地告訴家長：這種“上我的班就包通過高考”的宣傳是違背教學規律的。學習成績的提高既需要學生努力，家長支持，老師盡心，適合學生的教學方法，也需要學生的正常發揮。而那些夸大辭詞的虛假宣傳只能造成不負責任的后果：學生選擇學校盲目，也擴大了文化課的欲望。結果很多學生都高估自己的實際水平。

　　“這類的培訓市場很不規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復讀機構負責人分析，一是如今很多這類培訓機構的辦學者不是教育行業出身，他們有做保險的，做房屋中介，開網吧的，還有搞裝修的。辦學者自己不懂教育，也不關注教育質量，把辦學機構變成商業運營機構。

　　二是很多教育機構沒有把藝術類考生當做單獨的教育群體進行研究，只是照搬應屆高中生或者復讀學校學生的學習模式，讓藝術類考生用3個月學3年的知識。而因為生源數量少，很多復讀學校不能單獨分班教學，把藝術類學生插入高考復讀班學習。

　　最后的結果是不管培訓效果如何，很多培訓機構都是打一槍換一地方，第二年換個名字重新開始招生，吃虧的只是學生。

　　高價背后的畸形藝術教育

　　北京新干線學校校長馮建很清楚地記得：一次在一個藝術類考生的文化輔導班上，數學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常見的“π”，沒想到有學生舉手，老師，這個板凳是什么意思。下課后數學老師對這位同學說，以后不要再開玩笑。學生很認真地說：“我沒有開玩笑，我從初一開始學舞蹈，一直學到高三，基本沒上過文化課。”

　　不知“π”為何物的藝術類學生在馮建的學校不止一個。“藝術教育真的很可悲。”他感慨。

　　對于很多考生而言，藝術教育似乎成了上大學的捷徑。因為藝術類考生只要考比普通本科少一半的分數就能拿到大學文憑。本是以培養藝術人才為目的的考試就被附加了太多的功利因素。而它的出口，藝術圈同樣充斥著急功近利的色彩，類似與超女這樣的一夜成名，甚至暴富的美夢成為很多年輕人的理想。據媒體報道，今年有一名考生被稱為“藝術類考生的考霸”，這位考生填報60所院校，平均下來，每天要考一所大學，前期的各項投入就達到20萬元。

　　對學校來說，藝術類考生帶來的實惠也讓他們樂此不疲。一位高校老師說，藝術類學生培養成本不高，低投入高產出。而藝術類考生的學費比普通學生高很多。一般的藝術類本科生每年學費高達萬元，廣東、四川個別學校每年學費高達1.5萬~1.8萬元。

　　一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這幾年藝術類招生越來越火爆。據了解，上世紀80年代之前，全國只有中央音樂學院等十幾所藝術院校。近年來，隨著社會對藝術人才需求的增加，各地的綜合性大學也紛紛開設藝術專業，藝術教育規模急劇擴大。近10年來全國開設設計藝術類專業的院校猛增到近1400所，甚至還出現了像吉林藝術學院、四川音樂學院這樣的在校學生規模超過萬人的藝術大校。

　　著名畫家陳丹青認為：“近些年全國藝術學院的擴招舉世罕見，其貶值的趨勢和負面效應將來會日益凸顯。”

　　根據陳丹青的了解，絕大部分進入藝術學院的學生，一半以上是根本不想學藝術卻被爹媽逼著來的。比如說，畫石膏素描，你能考上任何美院，最重要的是畢業以后可以拿到學位。究其原因，是因為國家壟斷了學位。而現行體制要求藝術類學生必須學習英語等看起來與藝術無關的專業，結果勢必會有更多成績偏差的學生考藝術學院，加劇目前藝術學院的畸形發展，使人文藝術教育的困擾更加復雜化。

　　陳丹青以自己曾經任教的清華大學為例，其他科系的學生對美院學生不滿意：“我們600分進來，你們400分進來”，甚至洗澡的時候還曾經發生過沖突。盡管如此，可是美院的學生畢業時會對人說，我是清華畢業而不是說我是清華美院畢業的。

　　陳丹青建議，審慎酌情模仿歐美國家做法，逐步廢除部分藝術學院的學位，以減緩、減弱直到消除學位投機的趨勢。同時仿效歐美國家藝術學院做法，對不同年齡、身份、性別的藝術熱愛者開放，藝術面前人人平等，其中優秀者可以給結業證書。

　　消除藝術教育的功利性，讓藝術教育回歸本位。“我所見過的所有西方藝術學院包括日本，七八十歲的人都可以上，根本沒有考試這一說。你喜歡藝術你來就是，所以不影響生源不影響收入，老師的飯碗不會被打碎。”陳丹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