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拆遷條例寧晚婚勿早產

　　自國務院法制辦1月29日公布《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征求意見稿)》至今已逾半年，卻遲遲未見正式出臺。據媒體最新報道，由于相關利益階層游說力量巨大，該項條例的修訂實質性停擺———更加傾向于在現有條件下，作出技術性的調整，而非制度性安排。不少人質疑第三次修改拆遷條例的努力“或已胎死腹中”。

　　媒體戲稱拆遷條例才是“最牛釘子戶”，舉國之力都未能撼動毫毛。質疑之聲四起，有心急專家建議直接“剖腹產”。加之最近某些地方爭著吃最后的晚餐，突擊拆遷、暴力拆遷有抬頭的趨勢，某地領導甚至批語對付拆遷上訪戶“按敵對勢力辦”。在拆遷條例“拆而不拆”之際，社會焦慮情緒可見一斑。

　　報道中，拆遷戶成了“敵對勢力”，而地方官員自然就歸入阻撓新條例的“相關利益階層”。可是，如此簡單化的“階級劃分”不僅激化了社會矛盾，更不是科學理性修法的態度。既然是征求意見階段，情緒化的對立怎會有公開、公正、公平的博弈？

　　修法變革重要，公民社會同樣重要。征求意見稿收到意見和建議僅僅6萬多條，與物權法收到的100多萬條建議來比較，拆遷修法的社會參與度明顯不夠。公民社會的價值就在于，在寬容、對等、理性的基礎上，新的制度經過公民的普遍參與討論，方能成為社會共識。如今征求意見遇冷，寥寥無幾的意見建議如何反映大部分人的態度，倉促出臺風險系數太高。正如某些學者擔心的，“征求意見稿在制度設計上并未排除政府利益，仍有惡法之虞。”

　　可見這個“相關利益階層”不僅包括地方政府、開發商，也包括許多學者、拆遷戶和公眾。與其讓新拆遷條例成為一個“早產兒”，不如孕育的時間更加長一些。但是延長孕育時間絕對不等于“停擺”和“胎死腹中”，而是要更深、更徹底的探討制度的突破口。

　　對立法技術問題，需要在現有討論之上更加深入地厘清；而更根本社會層面的制度調整，這需要在新的討論中不加避諱地探討。正如法學家王軼所說，靠新征收條例一部法規單兵突破，非常困難，這是新法難產的核心原因。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做出結構性的調整。

　　新條例難產，很大原因是因為在公共利益、土地使用權、貨幣補償等問題上有早產之憂，而要形成社會共識，各方應該把溫家寶總理一句話作為起點，“對于一個社會，如果說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職，那么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就是政府的良心。”付瑞生 本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