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中央連續對房價、藥價等事關民生的領域采取調控措施，然而，迄今為止，這些調控基本上都沒有產生明顯效果。甚至，還出現了越調控價格越高的現象。那么，是什么阻礙了調控？部門利益的阻力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以藥品價格調控為例。截至到本月16日開始執行的藥品降價，國家發改委已經連續采取了23次藥品降價行動。公眾早就對這種效果寥寥的降價措施產生“審美疲勞”，但有關部門卻樂此不疲，興致盎然，依然我行我素地主導藥品降價。原因何在？

　　我國藥品價格實行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和市場調節價三種形式。其中，納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的藥品、少數生產經營具有壟斷性和特殊性的藥品實行政府指導價或政府定價，其他藥品價格由企業自主確定價格。在醫藥逐漸市場化之后，只有少量藥品被納入政府制定價格的藥品目錄，而通過降價，發改委修訂政府制定價格的藥品目錄，把由其控制的藥品數量從1500種左右擴大至2400種左右，所占市場份額高達60%。

　　通過降價，發改委成功地增加了能夠控制的藥品數量。而降價沒有效果又成了進一步降價以擴大政府定價藥品范圍的最充分理由，正是通過這種喋喋不休的降價，發改委悄悄完成了自身權力的擴張，成了最大贏家。這就意味著，通過市場競爭調節藥價的機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調節機制所替代。這無疑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因為行政調節容易導致市場的畸形、權力尋租等等諸多弊端。

　　在藥品調控過程中，另一個大贏家是國家藥監局——它悄然完成了注冊審批權的集權。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大力推行藥品標準由“地標”轉“國標”行動，把幾乎所有的注冊審批權都收歸到國家藥監局手中，產生了高度集權而缺乏監督的局面，權力尋租的空間被拉大。于是，發改委在前面實施藥品降價，國家藥監局緊接著就為那些欲改頭換面的藥品“美容”，爆出了一年接受1萬多種新藥申請的大丑聞。國家藥監局先后有多位官員落馬，其中包括鄭筱萸本人。

　　無論是部門集中權力還是個人集中權力，產生這種腐敗大案都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實際上，藥品價格之所以降不下來，根源并不在于藥品生產企業，而在于流通過程的批發、零售環節缺乏競爭，在于腐敗的盛行，活躍的醫藥代表通過與醫療機構的勾結抬高藥價，謀取暴利。而有關部門卻將藥品降價的板子打到了藥品生產企業身上，導致一些老百姓需要的低價藥被迫停產，損及他們的利益。

　　在部門利益的影響下，一些部門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作為。比如損害患者利益的大藥方、大紅包等問題，衛生主管部門始終沒有大的作為，北京某衛生部門甚至公開說接受紅包與受賄是兩回事。如此為醫療中腐敗行為辯解，紅包問題屢禁不止也就在所難免。藥品降價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多個部門的配合與合作，然而，藥品降價措施實施到今天，有關部門還在各自為戰。各自為戰的結局是都強化了部門利益，又怎么能指望調控取得效果呢？

　　房價調控也因為同樣的原因陷于困局。統計數據是決策的重要參照，但是，在一些統計數字上，統計局、建設部、發改委經常發生沖突，有些統計數據相差得甚至非常離譜，讓人不知所云。比如，建設部和統計局在對諸如空置率的定義等方面無法達成共識，各自發布各自的數據。而建設部與發改委在房價上漲幅度的統計數據方面，也常常相差甚遠。追根溯源，與房市話語權的爭奪有關，誰都希望自己的數據成為權威的參照。倘若有關部門互相協作，豈不是能給公眾提供更確切的數據？

　　房市話語權的掌控有時候是通過一些細節來完成的。二次房地產市場調控，最大的亮點是九部委出臺的“套型建筑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積要占開發總面積的70%”的細則，當時許多人都認為70%指的是項目，一些地方據此出臺了細則。但建設部隨后下文，明確70%比例要求適用于各城市年度新審批、新開工的商品住房總面積，把70%從剛性變成了柔性。因為這個飽受爭議的補丁，建設部成了大贏家——細則是十五部委出臺的，而解釋則由它一個部委主導，話語權一下子抓到了自己手中。

　　面對房價、藥價的調控因部門利益等因素受阻的困局，建議決策層從制度設計層面入手，打破部門利益的藩籬，使調控從束縛中走出，否則，再嚴厲的調控措施也難以發揮作用。(時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