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十七大報告首倡這一精神之后，財產性收入便成了近段時間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話題。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居民的個人財產由其所擁有的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組成。其中，實物資產包括住房、汽車、耐用消費品等，金融資產包括儲蓄、股票、債券、基金、保險等。

　　近幾年，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廣大群眾的金融知識不斷增加、投資意識不斷增強，股票、債券、基金等多類投資品也不斷“飛入尋常百姓家”。同時，隨著資本市場走勢的持續向好，群眾的財產性收入也在不斷增加。當然，考慮到各人金融知識和能力的差異，以及風險與收益并存的原則，并非所有人都懂得或都愿意投資。因此，央行的連續加息以及降低利息稅等政策，客觀上也帶來廣大群眾財產性收入的增加。

　　同樣，在實物資產領域，隨著群眾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住房、汽車、耐用消費品等的擁有量也在不斷增加。但是，一個不容回避且日益嚴重的問題是，隨著房價的持續高企，越來越多的群眾由于無力購買只能“望房興嘆”。

　　須知，“讓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其前提條件是必須具備獲得財產的能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遏制房價的非理性快速上漲、讓更多群眾買得起住房，也就意味著“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之所以用“非理性”這個詞，是因為房價持續上漲背后的重要推手是投資、投機性購房行為。它不僅對廣大群眾自住性購房形成“擠出效應”，也使房地產市場的內在風險加劇。由于我國利率正處上升通道，一旦部分購房人的還貸能力出現問題，極有可能發生連鎖反應，使得大量炒房客對房價預期發生逆轉，并誘發大量投機性拋盤，導致房價在大漲之后發生大跌。

　　因此，采取保護自住房需求、抑制投機的方式來遏制高房價、進而規范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這應當是當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主線。由此來看，央行、銀監會針對限制第二套房貸款發布的“9•27文”是十分必要與及時的。該政策將對穩定房價預期、遏制房價上漲正在發揮積極的作用。

　　不過，在對第二套房的界定標準上，特別是究竟以家庭為單位還是以個人為單位來區分，目前各家銀行依舊是各自為政、標準不一。建行等國有商業銀行已決定按家庭來界定，一些中小銀行則表示將按個人界定，而據報道外資銀行由于房貸規模小可不受此政策限制。

　　有觀點對銀行這種各自為政的做法表示贊同，并認為，它體現了靈活自主的原則，有利于各家銀行根據各自具體情況來控制風險。

　　筆者并不認同這一觀點。其一，需看到，盡管“9•27文”既有利于遏制高房價，也有利于控制銀行風險，但首要之義在于遏制高房價。其二，有可能導致銀行競爭的不平等，中小銀行的一些不守規矩的做法將倒逼國有銀行做出利益犧牲。而出于征信系統不聯網等理由對外資銀行的網開一面，將有可能形成資金“漏斗”，使得大量房貸需求扎堆于外資行，導致競爭不平等的進一步加劇。其三，最終對房價上漲的實際調控效果將會大打折扣、低于預期。

　　因此，當前對于第二套房的界定，統一標準還是十分必要的。當然，為避免一些市場人士擔心的行政“一刀切”，發揮中國銀行業協會等機構的作用，以行業自律的方式來規范銀行行為亦是可選之策。(作者郭田勇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