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備受關注的北京兩限房購買政策(以下簡稱“政策”)開始征求社會意見。與之前流傳的版本不同，該政策提高了3人及以下家庭的收入標準，將更多的人納入了兩限房范圍，更貼近兩限房為中等收入人群提供保障的本意。但是，從供應對象和購買排序來看，本次政策仍然不夠明確。

　　據本報19日報道，此次意見明確供應對象為：北京市中等收入住房困難的城鎮居民家庭、征地拆遷過程中涉及的農民家庭以及市政府規定的其他家庭；同時規定，各區縣住保部門負責組織符合條件的申請家庭，按優先配售條件及住房困難程度，通過搖號等方式配售。

　　眾所周知，兩限房供應有限，而需求則遠大于此，那么，何謂優先配售條件？住房困難程度如何確定并排序？“市政府規定的其他家庭”又指什么？如市建委相關負責人所說，對符合首都產業結構的人才、北京市吸引的人才、為中央服務的人才，可臨時調劑供應，那么判斷這類人才的標準是什么，調劑的幅度又是多大呢？這些疑問，政策并沒有詳細解釋。

　　筆者認為，上述優先、調劑等規定，模糊了兩限房原本清晰的收入、資產和住房面積等量化標準，且容易產生“尋租”現象。而且，對比經濟適用房和兩限房的優先購買人群可以發現，兩者基本一致；但實際上，符合經濟適用房和兩限房申購條件的家庭收入標準相差近一倍，顯然，對于家庭年收入在5萬元以內的人來說，購買兩限房優先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那么，這些可優先購買的人群究竟應該買什么房？保障性住房購買人群應如何排序？在此，筆者嘗試提出一個建議：從建立四個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系出發，利用行政力量為享受保障性住房的人群排序。事實上，從職能和技術的角度，各區縣完全可以統計出本區內有多少個“可優先”的被拆遷和騰退、困難家庭，并得到他們的收入和資產數據，以及尊重他們的意愿，將適合廉租房、經適房和兩限房的人群區別開來，并予以公示，合理分配房源，確保其他的中等收入家庭也有機會輪候購買兩限房；否則，將有可能出現無數的“優先”家庭。

　　再說人才調劑供應，有關部門應首先明確何謂符合首都產業結構、市里吸引、為中央服務的人才，并為該等人才出具證明；還應確定調劑的比例或數量。不然，也難免有人利用此模糊規定來“插隊”。

　　嚴格區分住房供應體系的對應人群，將考驗政府智慧。從目前世界上其他實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國家來看，對“公屋”的分配，基本都只遵循收入、資產以及居住年限的標準，進行準入和退出，而不需要所謂的優先和調劑。對一個實現數字化、信息化管理的國家來講，這不是什么難事，也很公開透明。筆者確信，隨著我國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成熟，很快也會實現這一點。(張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