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濰坊安丘市一名匿名公務員在貓撲大雜燴上發帖稱，其所在單位低價團購當地某高檔商品房，每套面積為100~142平方米，每套房可省下4萬元。爆料者自稱“有良心”，發帖抵制這次團購，并稱其中有黑幕。而安丘市委宣傳部一名科長稱，該帖不屬實，團購價與市場價差不多。當地國土局已對此事展開調查。(《重慶商報》4月14日)

　　這些年總不斷爆出此類新聞：溫州官員低價買房，河南泌陽官員低價買房……前幾天，鳳凰衛視評論員曹景行先生也在微博里說，北京公務員4000元每平方米買房。眼瞅著房價越來越離譜，公務員非但在馴服房價上作為不大，反倒前赴后繼地先為自己張羅著低價團購。如此一來，房價回歸到民眾可以承受的價格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公務員掌握巨大的權力資源，其行為直接關涉市場運行。在目前國內房地產市場更多依賴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情形下，公務員更應將公私分明。即便公務員以普通消費者身份購房，公眾也會猜測是不是拿了一般民眾拿不到的優惠，更何況單位大規模團購。其中到底有沒有利益輸送？這種利益輸送將以何種形式呈現出來？羊毛出在羊身上，開發商給公務員的低價，會不會最終推高房價，從一般民眾那里拿回來？

　　不能責怪民眾的這些猜疑。這些年來，真正承擔高企房價的并不是收入相對穩定的公務員群體。每每有官員在媒體上講，如今房價太高，高級別的官員都買不起房云云。可即便不考慮此前的福利房大多廉價出售給公務員等群體，公務員也通過其他一些變通渠道獲得了住房，如安居工程、經濟適用房等。很多經適房就落入了公務員名下，如深圳幾百名公務員名列經適房申請名單。

　　改革的動力往往來自它與切身利益的相關程度。連日來，中央媒體密集發表評論質疑高房價，呼吁地方政府走出土地財政的泥淖，真正把民眾的住房權益當做政府施政目標。然而，如此“喊話”的實際效果似乎暫時還很難看到。這里邊當然有利益團體努力固化既得利益的因素，有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尾大不掉的因素，但無住房之虞的公務員群體整體性地缺乏積極性，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公務員既然有可能低價購房，對高房價當然就沒有切膚之痛，則其對土地出讓價格、房價調控就難免乏力，甚至樂見其漲以增加財產性收入。

　　此外，針對公務員低價購房，有論者提出，國家應立法禁止。這固然是一個善良的愿望，然而，以立法限制具體行為的思路不免迂闊。公務員團購商品房的行為需要立法禁止，那公務員占用經濟適用房的行為是不是也要立法禁止？本來，國家《公務員法》已明確規定，公務員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或者他人謀取私利”，只要恪守執行、照章查處即可，大可不必再立法。

　　在高企房價已成全民公敵的背景下，公務員明目張膽地低價團購，不僅很難切實阻遏房價回歸，滿足人民群眾正當的住房需求，也可能成為引燃公眾不滿情緒的導火索。茲事體大，不可不慎、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