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案：最近，“國土資源部和建設部正在醞釀小產權房規范性文件”，“深圳小產權房或可‘轉正’”兩條熱門消息，又讓小產權房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那么小產權究竟將何去何從？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李開發對中國經濟網表示，小產權房是老百姓對高房價不滿情緒的用腳投票的一種選擇，治理小產權房要是非分清合法規范。

　　隨著廣州市政府關于小產權房的房款可罰沒的新規出臺，最近國內多個地區關注小產權房，陸續出臺有關小產權房的解決方案，這對前不久深圳小產權將合法化的消息潑了盆涼水。小產權房的爭議有幾年了，遠的不說，北京郊區、燕郊的小產權房就不是數千套的問題，它的份量比想象的還要大。任何東西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小產權的情況就更復雜，與立法、規范、管理與發展農村經濟、解決城市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聯系在一起。說老實話，如果要拆除小產權房的話，這一刀砍下去幾乎全是社會弱勢群體，慘痛之處自不言說。筆者研究城市房地產多年了，也參與過小產權房的討論。我的想法如果用簡單直白的語言去表達，一是小妾的兒女也是人；二是不能讓弱勢群體再受傷害，三是合理的出生與不合法的多生須立法。四是新農村經濟如何發展要有章法；五是經濟危機時刻要顧全大局不要忙里添亂。

　　第一，小妾的兒女也是人。小產權房是在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上直接開發的用于居住的房屋，它可以出售給農民自住，當然也可以出售使用權。或者說，換個名目叫長期出租，總之是一樣。從所有制關系上說，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我們現在把城市里的土地叫國有土地，把農村的土地叫集體經濟組織擁有的土地。法律上沒有規定集體經濟組織對土地沒有處置權與使用權。法不禁止的邊界有人說是自由，但是最起碼說模糊，因此不能用非法兩個字簡單概括。

　　第二，不能讓農村這個弱勢經濟體再受傷害。從農村來看，建國以來的六十年，農村與城市不平等，農民與城市市民不平等。國家實行二元化政策，以剝奪農村來建設城市，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滿足城市的發展。近十多年來，黨和政府確立城市化發展方向，讓更多的人在城市就業，減少農民，目的就是實現農村經濟的發展。江蘇華西村等一批典型作為中國新農村建設的樣板之一，在發展經濟過程中，為了創辦新的經濟實體，建立村辦企業，鄉鎮企業，為了配套，也為外地來的科技人員與專家建立公寓樓。這是小產權房的開始。經濟發展好了，村里為農民建別墅。專家別墅與農民別墅在一起，多年來中央領導在考察的過程中無不贊許。那個時候起農村也就開始建設一些住房對外出售，雖然量比較小，但是主要對象城市的離退休人員，技術人員。房價也沒有像現在這樣瘋漲。那個時候不是問題，難道現在就有問題了？農村這么做，一是解決了農辦企業的技術人員居住問題，解決了農村經濟部分發展資金的來源問題，三是新入住房人口的消費投入拉動鄉村經濟的發展。有了新的居住群，就有了菜市場，就有了商店，就有了醫療衛生單位，就有了交通等相關的發展需求，從而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第三，不能讓城市弱勢群體再受傷害。近些年來，小產權房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它有自身的發展空間。其實，深刻的調研一下，就非常清楚，小產權的房的購買者絕大多數是城市弱勢群體。城市弱勢群體是黨和政府富民政策重點的扶持對象。近十多年來，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原有的經濟適用房從主體地位、從百分之六七十的比例導向滑下來，退居零星補充的位置，價格雖低，數量極少，至今沒有達到5%，而商品房卻是一枝獨秀。占到了90%甚至更多。城市的大多數中低收入階層在越來越高的商品房價格面前選擇了小產權房。最近媒體報道，副廳級官員買不起房，月入八千，兩個半月才能買房一個平方米，這是令人寒心的現實。我在調研小產權房的時候深切的體會是，購買小產權房是城市弱勢群體的一項痛苦選擇。小產權房一個不約而同的缺陷是：位置偏遠，周邊公共資源缺乏，醫療、教育、銀行、商業、郵局多數不配套。許多居住在小產權房的人們為了趕到市區上班，坐在數量不多、線路較少、等候時間較長公交車里，搖搖晃晃兩三個小時，那個滋味不是一些有錢人駕著小車開著空調所能體會的。這些人本應享受政府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然而我們的經濟適用房供應不足，中低收入階層是含著淚水在購買小產權房。改革開放，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中低收入階層應當是重中之重。黨和政府要著力保護的人群就是城市中低收入階層，而小產權的購買是他們無奈的選擇。我們治理小產權房，調整對象主要是中低收入群體，我們的政策應當慎之又慎，別在弱勢群體的傷口上再撒一把鹽。政府領導人應當親身體驗購買小產權房人的生活與奔波之苦，在制訂政策時張弛有度。

　　第四，小產權房是老百姓對高房價不滿情緒的用腳投票的一種選擇。如果沒有小產權房作為一種選擇，高房價的問題會更嚴重。小產權房作為中低收入階層可以選擇的一個方式，作為平抑房價的一種產品，也是那些竭力推高房價的開發商、炒房人及其為個人利益不顧國家調控大局的無良學者與腐敗官員的眼中釘與肉中刺。讓小產權房退出市場，雖然有利于對農村土地的管理，但開發商及其利益集團也將彈冠相慶。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是進一步落實中央關于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大政方針，讓房價與居民收入相適應，不僅要讓副廳級官員買得起房，更要讓弱勢群體能通過適當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與其它城市相比，沈陽市政府堅持中央的經濟適用房政策，集中精力平抑房價，市區平均房價至今不過四五千元，其經驗與做法應當得到重視。

　　第五，解決小產權房的問題應當與城市化政策相協調。城市化是一個經濟結構升級、城市人口逐步增多、城市周邊地區逐步成為城市市區的過程，小產權房從總體上來看是城郊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它在發展城郊經濟中起著引進人才、改善城郊投資環境的重要作用，其目標也有吸引城市人口入住，增加周邊消費能力，擴大農村居民就業門路的積極意義。我們在重新定位小產權房時，首先應當考慮農村經濟發展的思路，考慮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不能就農村談農村。小產權房實際上反映了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如何規范涉及城市化實現步驟問題，需要統籌兼顧。

　　第六，治理小產權房問題，應當立法、統籌與規范三步走：一是農村經濟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的管理與調控要立法，從法制層面上強化管理。二是控制好城市房價的基本面，讓城市高漲的房價逐步回歸理性。三是重點調研解決城市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使保障性住房的主體地位與實現途徑得到落實。四是在此基礎上實施小產權房的規范管理。城市居民購買小產權，如果是僅有一套房，屬實現保障型自住功能的，該怎么對待；屬改善型的第二套住房該怎么對待；屬于奢侈性住房需求、甚至屬于炒房投機的情況，該怎么對待，要提供一整套管理思路，有序操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當前是舉國上下抗擊經濟危機的關鍵時刻，社會承受能力較弱，相關部門要深入學習與深刻領導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針，努力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統攬全局，對小產權房的處置要謹慎從事，決不能通過簡單粗暴的辦法激化矛盾，從而損害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與穩定增長的良好前景。

　　（李開發，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名家講壇》副理事長，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華商國際城市規劃設計研究與培訓中心主任。他是堅持中國走市場化發展的主流經濟學家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