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戴房房"這樣的腐敗官員擁有十多套房產，作為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會利用權力資源，將房價繼續推高，最終受到傷害的仍是普通百姓。

　　7月26日《齊魯晚報》報道，記者從溫州市委十屆六次全會上獲悉，市委決定給予原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戴國森開除黨籍處分。據悉，戴國森案是浙江省、溫州市紀檢部門在查處出國不歸的原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案中“拔出蘿卜帶出泥”查出來的。戴國森案發后，辦案人員在搜查他家時發現，他有十多本房產證、幾十個單價上萬元的名牌包，還有幾十斤上等的蟲草。

　　戴國森被網友戲稱為“戴包包”，其實更準確地說，他應被稱為“戴房房”，因為他所擁有的十多套房產，可比那些名牌包值錢多了，而且從這十多套房產中，更可以窺見令人不安的現實。

　　現在，許多腐敗官員落馬后，總會爆出他們擁有多套房產的事實。廣東某副廳級官員曾感嘆，“依其收入連一套房子也買不起 ”，那么，為何一些腐敗官員有這么多房子呢？原因很簡單：權力尋租。比如，被判死緩的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原副局長殷國元就利用手中權力，多次向房產公司低價“購買”數套房子。事實上，房產商和一些官員這種心照不宣的“合作”已是潛規則，比如有業內人士稱，“為規避不必要的麻煩，這些開發商自然會為一些重要人士預留一批優質房源。”房產商不是傻瓜，自然把這些成本轉嫁到房價上，最終傷害的是廣大購房者的利益。

　　擁有十多套房產的“戴房房”，還讓我們看到了另一些讓人不安的現實，比如，如果一個官員擁有了多套房產，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很可能會利用權力資源，將房價繼續推高，最終受到傷害的仍是普通百姓。這并不是猜測，有媒體披露，在溫州，與 2005年之前全民炒房相比 ，一些官員、企事業單位人士參與炒房尤為明顯，預計占溫州炒家人數的50% 以上。當官員成為炒房主力時，他們怎能負責任地調控房價？

　　此外，一些官員動輒擁有數套、十多套住房，自己住不了，往往使其空置，如此一來 ，勢必使本已有限的住房資源，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也正因為如此，西方一些國家對大量閑置的住房絕不手軟，往往征收懲罰性稅收，在我們這里卻還沒有這樣的政策。

　　總之，“戴房房”的十余本房產證，讓我們看到了監督缺位，官員財產申報之刻不容緩，看到某些官員在房產上的腐敗日甚一日，他們擁有多套房產，必然維持房價高企，這無疑加重了房奴的壓力和公眾的受挫感。(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