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廣州市住房保障辦在街道辦，向4戶轉租保障房的家庭送達處理決定書，收回轉租的房屋，要求轉租戶在5日內到廣州市住房保障辦辦理退房手續。有轉租戶拒簽處理書，稱沒和中介簽正式租房合同，也沒收租金，沒交鑰匙。(9月13日《信息時報》)

　　轉租保障房者在事情敗露之后居然拒簽處理書，而且還振振有詞，說什么“沒和中介簽正式租房合同，也沒收租金，沒交鑰匙”，這理由太牽強，不值一駁。如果這事情再晚幾天被發現，租房合同不就簽了，鑰匙不就交了，租金不就拿了？

　　所以，一切只是個時間問題，對事情的性質并無實質的改變。正如律師說的那樣，“出租協議與租賃合同在法律上是同一回事，從協議簽定的那一刻起經濟適用房業主的出租行為就已生效。”一些保障房用戶更早通過中介放盤尋找租客時便已具有出租意向，其解釋不合法理。保障性住房屬于政府提供的公共資源，是一種扶貧救助形式，其意是讓買不起住房的人也能夠有自己的房子。而把保障房租出去，說明這些人還有別的住處，也說明他們根本用不著政府的幫扶。而企圖以保障房牟利，顯然有違社會公平正義。畢竟，還有很多沒有門路的窮人在等著這些保障房呢。

　　很多買了經濟適用房的人天天開車上下班，還有的根本就不住，全都交給代理公司租出去。更有一些人，家里三四套房子，卻還要去買經濟房，跟那些沒房住的人爭房子。——富人開著奔馳寶馬而擁有廉租房的全國大有人在，這種肆無忌憚的舉動，是對公共事務管理水平的無情嘲諷，也是對社會公平公正的公然挑釁。當那些富人瘋狂地追逐個人利益，蔑視社會輿論，挑戰公眾智商的時候，一些不太富裕、相對具有享受保障房的窮人也開始效法——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就這樣成為不法者謀取私利的盛宴，而這些行為，也成為令老百姓深惡痛絕的腐敗典型，這不能不發人深省。

　　經濟適用房出現的管理漏洞，固然有許多客觀原因，諸如社會誠信體系并不健全，稅務、金融等部門的信息未能有效共享，使得對個人收入真實情況進行查核有一定難度，“像從事家政這類彈性工作，真實的收入水平就很難查得清楚。”等等，但是，隨著居民經濟狀況和生活條件的不斷變化，而相關的理工作卻還奇怪地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采用不定期抽查的制度。如此機械、古板的管理方式，實在與不斷變化的客觀現實不相適應。為什么不能像管理廉租房那樣，采取資格年審制度呢？

　　據介紹，廣州市是從1998起實施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10多年過去了，廣州市才于今年6月開始開展了一次拉網式調查，發現共有641戶家庭經年審不再符合保障條件，退出廉租住房保障，其中584戶停發租賃補貼，57戶騰退廉租住房。目前入住廉租住房的家庭為5100戶，發放租賃補貼家庭為24168戶。——這樣的拉網式調查，不知道只是運動式的偶然，還是一種工作常態？就算是工作常態，其工作的主動性也還應從“兩級審核、兩級公示”的審核程序上予以加強。除此之外，引入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環節。否則，就無法有效堵住政策的漏洞，無法杜絕“開著寶馬奔馳住保障房”的吊詭現象。(符玉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