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目前備受各方關注的“推廣農地入市”，學者羊慧明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這是打破土地市場權力壟斷和偽市場化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解決中國大城市生態危機的有效辦法。

　　須增加農民議價權

　　記者：近日有媒體報道國土部將推農村集體土地入市，以平抑地價房價。但隨后馬上被國土部否認，又有報道稱浙江等地已經開始試推農村集體土地入市。此傳言有無可能性和可行性？你對此有何解讀？

　　羊慧明：此傳言雖尚未經國土部確認，但我認為這是解決當前中國樓市癥結的必然選擇。中國內地目前人均收入不到美國、日本的1／10，地價已是美國的幾十倍，大城市房價已經超過美國大城市的房價，京滬深杭溫等熱點城市房價直逼東京。要知道地價房價上漲是有極限的，這個極限就是民生承受力。當房價遠遠高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承受力，買得起房租得起房的人減少，有效需求下降，需要房子的買不起租不起，有房子的大量買來囤積，這樣畸形的樓市是很危險的。

　　推集體土地入市，是打破土地市場權力壟斷和偽市場化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又是政府去一手操盤壟斷起來，中間取利，又會搞成和指標供地一樣。因此，必須增加土地使用者經營者——農民和村鎮的議價自主權，減少中間加價盤剝。鄉鎮為了發展會以較低地價吸引投資人，與城市競爭，共同發展。

　　有利城鄉人口資本雙向流動

　　記者：你提到推集體土地入市有助城鄉共同發展，可否具體解讀一下？

　　羊慧明：過去的單一供地政策造成了人流資本流單向流動，即由縣鄉流向大中城市。本來，國土部在分配建設用地指標時，就考慮了要給中小城鎮一定的建設用地指標，但到了省市縣，指標幾乎全給了城市，因為只有給城市地價才賣得高，土地財政才豐厚。

　　一些鄉鎮連半畝建設用地指標都沒有，只有搞小產權，這是逼出來的。政策的鞭子和利益的辮子把人口和資本單向往大中城市趕。造成了城鄉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一邊是大城市爆炸性擴張，一邊是鄉村凋敝。

　　前兩年之所以出來個“流動性過剩”的偽命題，就與此有關：縣鄉的資本單向往大中城市流，并且是集中往城市房地產等過熱部門流，大城市地價房價等資產價格飛漲，于是有人認為是“流動性過剩”惹的禍。其實，中國整體上還是一個不富裕、缺資金的社會，哪來“流動性過剩”？我寧可稱其為“流動性失衡”。縣鄉發展缺資金，特別是鄉鎮，因為沒有建設用地指標，只有搞點拆建。如果準許集體土地入市，可以吸引大量城市剩余資本流向縣鄉村鎮，還會分流一部分城市人口到中小城鎮居住，活躍縣鄉經濟。發達市場經濟體都經歷了城鄉人口、資本雙向流動的過程，造就了城鄉共同繁榮。同時使其人居結構更生態，即星羅棋布生態化的中小城鎮吸引了大量人口，實現了城鄉平衡發展。

　　中國需要“出城”機制

　　記者：城市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鄉村人口往大中城市涌，這是擋不住的潮流。西方國家的城市化不也都經歷過這個過程嗎？

　　羊慧明：西方國家的大城市，是在幾百年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慢慢自然生長的，而且他們有“出城”機制：即當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的同時，大城市也有大量人口出城搬到環境更好的中小城鎮居住。所以他們大城市的人口不是增長得特別快。歐美的繁榮主要體現在他們的中小城鎮與大中城市共同繁榮。中國的大城市的發展不一樣，這些年是爆炸性地增長，城市生態危機已經逼近。

　　按目前的發展模式，可以預料，要不了20年，在中國內地會崛起幾十座人口會超過墨西哥城、雅加達、卡拉奇、新德里、德黑蘭、孟買等更大更擁堵更可怕的超大城市。在京津地區、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甚至會出現幾個大城市融成一塊，出現人口超過3000萬甚至5000萬的大得令人感到恐怖的超大城市，到那時該怎么治理這些史上最大的城市？我們水、電、氣、排污和交通等公共設施能適應這么超大的大城市嗎？我們的城市管理理念和機制能夠適應嗎？

　　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縣鄉人口單向涌向大城市的問題。也就是要有“出城”機制。事實上中國大城市部分居民出城的需求也有了。但是，我們卻缺少了一種引導大城市人口出城的機制，相反，還有一道道障礙，主要是土地指標政策。盡管有不少人希望搬到城外某小鎮去居住，也有開發商愿意去蓋房子，當地政府也樂意引資去開發建設，但那些小鎮根本沒有用地指標。如果集體土地可以入市，就自然能改變目前大城市擴張過快人口增長太快的情況，城市周邊小城鎮繁榮了，也有利于改變城市“蜘蛛網”、“攤大餅”的不合理結構，真正實現城鄉共同繁榮。

　　至于“農地入市”可能造成“耕地入市”的問題，需要的是加強監管，完善相關的制度和法律，而不是因噎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