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11月5日，《福布斯》發布2009年中國富豪榜單上，中國有154位個人和家族房地產富豪扎堆在這個富豪榜上，地產行業富豪占比高達38.5%。

　　38.5%的比例，足以讓地產商在“富豪集團”中達到“控股”地位了，社會財富如此高度密集地聚攏于地產業，再說房地產沒有暴利，連小孩子都哄不了。社會財富集中在哪些產業上，是解讀社會經濟發展狀態的重要依據之一。地產商占富豪榜比例最高，雖說并不表明這一行業所占的社會財富最多，但是這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定程度上卻代表著社會財富轉移機制的某些價值取向。地產商紛紛暴富源于地產業的暴利程度高；地產業暴利程度高，一個重要原因是土地資源的稀缺效應——土地供不應求，因而不斷推升著以土地為核心成本的商品房價格——房價暴利建立于土地暴利基礎之上；而地產商暴富的實質，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資源稀缺背景下的利用資源坐地生財——誰利用了這種資源，誰不想發財都不行。換句話說，國家把土地出讓給誰，決定著誰將先暴富起來。地產業暴利當然也離不開資本效應，然而資本并非在任何領域中都能獲得暴利性回報；而當資本在某個領域中達到近乎無風險性暴利經營時，就無法否認這種領域中的壟斷性質。而不管政策執行導向，還是監管不作為所產生與保護的大量囤地現象，更加劇著土地的壟斷。

　　壟斷產生暴利，暴利導致住房難，所以出現了一邊是社會財富向地產業高度集中，一邊是很多老百姓窮盡一生、甚至幾代人積蓄來為土地暴利與地產商暴利“奉獻”的社會生態。

　　如果說，屬于國家的土地資源，國家受益更多，那么即使百姓為暴利買單，那么暴利收益還屬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概念上；可是土地與地產暴利收益更多地或被揣進商人腰包，或進入地方預算外賬面由官員相對隨意地支配，這就導致了社會財富轉移過程中的極大不公。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前提應是鼓勵創造能力致富；然而主要以占有土地資源獲取暴利扎堆于富豪榜的地產商階層，其社會貢獻值中的“創造”成分顯然遠小于政策受益，而更多的則是政策導向之下的變相掠奪。不論于社會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考慮，還是于社會公平與和諧所計，這種社會與經濟生態都不應長久下去。（馬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