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權法》規定的是“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征收土地，此處的“法律”特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規范性文件。《物權法》的規定如何落實？面對不斷出現的拆遷糾紛和悲劇，這個問題應當盡速解決。

　　11月13日早晨，在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金華村發生一起惡性“拆遷”事件，女主人以死相爭未能阻止政府組織的強拆隊伍，最后“自焚”于樓頂天臺，燒得面目全非。數人被拘，數人受傷住院，政府部門將其定性為暴力抗法，被拆戶控訴政府暴力“拆遷”，尤其令人憤慨的是，當女主人不斷用喇叭強調“可以坐下來商量”并發出自焚警示時，強行拆遷依然繼續著。(11月27日《新文化報》)這還不算，在上海、重慶和成都三地接連爆出的拆遷糾紛中，結果都是強拆者有功，被拆遷者反進了班房。

　　2007年通過的《物權法》對土地征收的規定除限于“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一目的之外，最關鍵之處是明確了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才可以征收。此處的“法律”特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規范性文件。而強制拆遷者手中所持有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系由國務院制定并頒行的行政法規。換言之，《物權法》正式施行以后，《條例》就不宜再作為土地征收及拆遷的法律依據了。

　　但《物權法》通過以后，立法機關卻似乎并無制定《土地征收法》或《拆遷法》的跡象，這更讓人對《物權法》生效之后能否得到完整的執行感到不安。直至2007年8月30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上通過《房地產管理法(修正案)》，明確主張授權國務院就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房屋征收與拆遷補償先行制定行政法規。

　　兩年多來，征收與拆遷新規并未出臺，2001年公布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沿用至今。這一被眾多學者和被拆遷人詬病已久的《條例》，本與《物權法》相沖突，應歸依無效。《房地產管理法》適時拋出的“授權”，為《條例》再度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果依這樣的理解，《物權法》所規定的“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在經過一輪兜兜轉轉之后，又回到了原點———除了一項原則性規定之外，具體的征收和拆遷辦法仍然由國務院規定。換言之，對被拆遷人而言至關重要的拆遷補償仍然是依照“行政法規”———而非物權法所明確的依照“法律”———來進行。行政機關由此獲得了“自我立法權”，《物權法》的規定難以落實。

　　一個衡量拆遷法規是否科學的觀察角度在于，行政法規調整的是行政管理關系，行政管理關系的雙方只能是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即公民、法人等行政管理對象)。拆遷是國家收回土地使用權的活動，由行政機關作為國家的代理人對公民正在使用中的土地實施征收，固無不可，但這種征收必須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國家行為，不能是包含商業利益的商業行為。

　　《條例》恰恰存在將本屬于公權力的國家征收權讓渡給商業機構的情況———比如授權給“取得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單位”進行強制拆遷。這實際上是將商業征用混同于國家征用。當開發商搖身一變成為“拆遷人”時，也就意味著開發商在某種程度上已獲得了一種超越了民事法律關系的行政權，原來平等的“商業征用者”與“被征用者”的關系，也因此變成了“行政拆遷代理人”與“被拆遷人”的關系。

　　《物權法》的規定如何落實？“拆遷條例”何去何從？面對不斷出現的拆遷糾紛和悲劇，這個問題應當盡速評估和判斷，不能再拖延了。

　　□王琳(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