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成都一次“拆違”過程中，拆遷戶自焚致死的事件受到各方關注。相關負責人在向媒體介紹事件過程時，給媒體算了一筆賬：胡昌明(拆遷戶)的違法建筑建于1996年，當年的建筑成本包括裝修在內，按最高標準也不會超過每平方米1000元，胡的房子大概1600平方米，無論怎么算也達不到800萬拆遷標準。

　　按照這樣的邏輯，160萬就足夠了。但面對這樣的邏輯，全國人民都會笑——現在能拿1996年的房價買到同樣大小、同樣地段的房子嗎？這樣算賬，原本荒謬，不值一駁。但透過這一荒謬，我們看到的是相關機構在拆遷談判中的對立意識。

　　拆遷談判，對立是難免的。但別忘了，談判如果沒有妥協，成功無望；更何況，政府還代表著公民利益，而拆遷戶也是公民。所以，這就需要政府機構在拆遷談判中多一些換位思考。但現實令人遺憾，很多時候，政府把原本屬于自己的拆遷麻煩事兒推給開發商，任由開發商胡作非為，野蠻拆遷由此而生；而需要政府跟拆遷戶面對面時，又往往強調集體利益，以集體利益、公共利益為借口，迫使拆遷戶讓步妥協。

　　一方面，拆遷戶有時會不顧現實，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有關機構期望補償價格最低，一旦談不攏，就祭出強制拆遷。這樣一來，拆遷就會由“人民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在這種互不妥協的談判里，談判桌上解決不好的問題，只有訴諸武力，上演拆遷大戰。拆遷與“反拆遷”之間，確實有激烈的利益沖突，也可能產生各種復雜的局面，但無論面對何種矛盾，武力解決都是最不可取的方式。

　　避免“拆遷大戰”，固然需要拆遷戶的要求相對合理，但更重要的是有關機構轉變觀念——畢竟相對于擁有強制力的政府機構和擁有強大資本力量的開發商，拆遷戶是弱者。對于政府機構來講，拆遷戶不是敵人，是公民，是服務對象；在談判中，應多站在拆遷戶的立場想問題，而不是動輒指責，甚至拿出荒唐的理由。比如上文提到的那種荒唐的算賬法，只會激發矛盾，而不會取得好的效果。矛盾一旦激化，接下來往往不可收拾。“拆遷戶自焚致死事件”里，無論地方政府多么在理，都會處于被動地步。這才是負責拆遷的政府部門真正需要看到和思考的。王攀(河南 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