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歲末，一部因為迎合“房奴情結”而走紅的電視連續劇，成功地將中國人買房賣房這種單純的經濟行為，折騰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因為在這一年，似乎再也沒有什么能如房市這般牽動人們的神經，左右人們的悲喜。

　　雖然打著“房奴”標簽，但實際上更主要靠“小三＋貪官”吸引眼球的電視劇《蝸居》，更深層次地反映了在“求房”的漫漫征途中，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為了一個“房”字，似乎“小三”也擁有了一定道德上的優勢，頗有幾分“房價太高，逼良為娼”的無奈。而海萍超出能力的買房背后所隱藏的虛榮以及不理性的消費，則幾乎完全被情緒化的喧囂淹沒了。

　　不能忽視的一個命題就是，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永遠與人的欲望不匹配。這個欲望，說白了就是所謂“理想”，什么樣的房才是“理想”的？是市中心的、寬敞明亮，有著好的配套的幼兒園、小學的大居室住房，還是遠離市中心，需要輾轉、奔波才能到達的容身之所？每個人的“理想”，都并不相同，而只有和自己的收入狀況結合在一起，才有實際意義。那么適度地壓抑自己的欲望，量入為出，顯然是一種理性的消費態度。

　　這么說，并不意味著，房價如同2009年這般大落大起，甚至引誘得人們如同搶白菜一樣買房的現象是合理的。對此，我們已經有了很多質疑、批評的報道。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如果實體經濟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那么資產價格的增長幾乎成為一種必然。這種資產價格既體現在資本市場上，也同樣體現在房市上。

　　當然政府可以而且應該適度干預房地產市場，但問題是政府的干預是有限度的，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房地產市場的走勢。而如果采取更強硬的行政手段，往往事與愿違。先不說，地方財政與房地產業千絲萬縷的聯系，單從房地產支柱產業的地位來看，這個問題不只關系到GDP的增長，背后還有成百上千萬人的飯碗。

　　因此，政府除了運用經濟杠桿，諸如房貸利率等手段，扼制房市泡沫以外，更多的調控手段體現在保障性住房上。那么如何集中有限的財力，保障中低收入群體的權益，尤為重要。

　　所謂“居者有其屋”，政府的責能，是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執行上，致力于不讓一個人無家可歸、流離失所。而這與讓每個人或每個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是兩個概念。

　　能讓每個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當然是個美好的愿景，但這一目標，在現階段并不具有實現的基礎。這里不僅有土地等資源稀缺的原因，而且現階段經濟的發展也不可能支持這個宏偉的愿景。

　　即便是世界上財富最多的國家——美國、日本，也是這樣。曾經風靡全球的美國經典劇目《老友記》里的錢德勒、羅斯在年過30的時候，仍然只能在紐約這座繁華的都市租房而居，甚至是合租。而在日本東京，在市區擁有一套幾十平方米的住房，是許多工作了幾十年的人都不敢想的。

　　理解這一命題，可能更能明確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也更能依據自己的經濟收入，作出最有效的規劃，是買房、還是租房，買什么樣的房？同樣，明確責任，更可以為政府制定未來保障住房的框架，甚至所謂二次房改，注入理性的思考。

　　事實上，2009年，在保障性住房體系建設上，政府正把更多的關注點放到了廉租房體系上，這顯然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在即將過去的一年里，有關經濟適用房的丑聞仍然層出不窮，它所招致的不公平從它誕生的一刻起就未曾消減。

　　同樣，這種理性思考的精神，也適用于專家、學者乃至媒體。不久前，房地產商任志強向媒體開火，批評媒體對房地產業抱有一種敵視的態度，全年都在唱衰房市，結果面對“高燒”的房市，聽信媒體意見的持幣待購者，最終落得本來還能購買一套住房的銀子，到年底就只夠買一間廁所。拋開他意見“情緒化”的因素，我們的確在媒體的報道中，看到了太多情緒化的聲音。

　　事實上這種浮躁的心態，也讓一些專家、學者、教授不安于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嘩眾取寵上。在缺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輕意地憑借主觀想象得出各種結論與預言。因為說房價要漲的幾乎都會被撻伐。而預言房價下跌的往往能贏得喝彩。即使最后證明，這種預言與實際相去甚遠，只是讓觀望的人群在新一輪上漲中失了先機。

　　甚至一些官員也放出話來，讓年輕人在幾年后都能買得起房。這么做當然有為地方經濟發展的善意考慮。但只要稍稍進一步思考，就會發現這只是一張空頭支票。政府以什么手段、怎么樣才能讓人買得起房？什么收入的人，擁有什么樣的住房？如果是在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別說是一個畢業幾年的普通大學生，工作十幾年、二十幾年的人，恐怕也是買不起一套房的。

　　2009年的房市可謂跌宕起伏。在金融危機發生后的第一個年頭，過山車式的房價，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心頭打下了沉甸甸的烙印。我們推出這組年終報道，試圖記錄這種不平常的進程，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一個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理性的定位、清醒的認識，更需要建設性的聲音。

　　2010年，我們期待房地產市場有更多建設性的聲音。也祝愿更多的人在新的一年能夠在“房市”圓夢！（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