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東省湛江市紀委與湛江市人民檢察院聯合召開全市查辦商業賄賂案件情況通報會， 9宗案件中，原湛江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滿×華挪用公款、受賄案備受關注。2002年6月7日至2004年8月30日，湛江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以購買國債名義轉出4.6119億元到湛江某證券營業部，其中4.0188億元被轉給他人和在賬戶中進行股票、基金等其他證券買賣操作。

　　自1991年我國推行住房公積金以來，對于加快城鎮住房改革步伐，完善住房供應體系，以及幫助弱勢群體圓住房夢想，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隨著住房公積金數額的猛增，其監督體制弊端也愈發顯現，比如說，利用公積金犯罪的案件，就不斷進入公眾的視線。

　　早在2007年，農工黨提交全國政協的一份提案坦言，全國上萬億元的住房公積金，國內總共監管人員還不到100人，平均每人要監管100多億元住房公積金的流向，況且近半數人員沒有編制，大多數或屬于“兼職”工作，或屬于不在編制內的“臨時工”，在這種現實狀況下，要想監管好這天文數字般的住房公積金，恐怕比登天還難。

　　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要求，現行的監管運行模式可概括為四個方面：即管委會決策、財政監督、中心運作和銀行執行。所謂的管委會決策，是按照每個設區的市要成立由30人組成的公積金管理委員會，其中10人是政府官員和專家，10人是職工代表，10人是單位代表。但在全國不少地方，管委會流于形式，沒有建立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不能定期召開會議，再加上資金管理權掌握在分管副市長和管理中心主任手中，其決策作用，也就變得名不副實。

　　財政監督則屬于同級監督，由建設部門牽頭，會同財政、審計和銀行進行日常監督。但事實上，由于各公積金管理中心實行獨立核算、獨立經營，在同級監督不力的情況下，公積金演變成了游離于公眾視線外的資金“死角”。在這種前提背景下，所謂的中心運作和銀行執行，也就淪為了一紙空文，形同虛設，甚至在松懈監管體系下，使一些銀行在客觀上成了公積金犯罪的“幫兇”。

　　顯然，國內龐大數量的住房公積金，由于地域和行業的特殊情況，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內運作，很容易出現問題。再加上，現有的條塊分割監督體制，公積金很容易被政府或個人所隨意支配，從近幾年來，屢見不鮮的公積金案件就可見一斑。

　　在筆者看來，必須建立一個相對獨立和超脫的管理機構，來統一管理住房公積金。而新加坡實行中央公積金制度，就只有一個獨立的公積金局負責管理。其公積金制度的高效運行是在法律的規定下進行的，公積金制度運作的法律依據是1953年通過的“公積金法令”。同期成立的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局是公積金制度的管理機構，它是隸屬于勞工部的一個具有獨立的、具有半官方性質的管理機構。由于責任人明確，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運行安全高效，在居民購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住房公積金管理方面，我們不妨大膽借鑒新加坡經驗。一方面，國家以立法的形式，來管理完善住房公積金；與此同時，也像新加坡那樣，在全國成立個相對獨立的管理機構——中央公積金管理委員會或中央公積金局，從而做到權責一致，監管到位，為居民實現住房夢想切實起到應有的作用。(吳睿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