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禁止養寵物”到“禁用高檔化妝品”，見慣了各地為保障性住房的使用所設置的種種限制，不過沒見過廣州這么苛刻、嚴厲和繁雜的，除了規定“擅自將保障房轉讓、轉租、出借、調換、改建、連續空置的”將收回外，還規定了29種扣分行為，比如亂停車、亂倒垃圾、高空擲物等都要扣分，兩年內累計被扣分數達到20分就要收回保障房。最引人注目的是“亂吐口香糖扣3分”，這意味著吐了七次就會被收房。(《廣州日報》1月6日)

　　亂吐口香糖、亂倒垃圾確實是很不文明的行為，應該受到懲罰。但如此庸常的小惡，至于與享用保障性住房的資格掛起鉤來，以至剝奪一個人的保障房福利嗎？吐口香糖7次就收房，這樣嚴苛、細密的規定，讓人感覺到掌握規則制定權力的強者在決定弱者命運時，那種居高臨下并帶著濃厚施舍意味的道德霸權。

　　確實，保障性住房帶著濃厚的保障和福利特性，理應進行限制。權利有“合法占有后即可排它享用”的自由支配屬性，而福利不一樣，占有者并不能自由支配福利，福利來自公眾納稅，受助者必須按照一種符合公眾期待和政策意圖的合宜方式進行享用，所以享受保障房福利的人對保障房的支配必須受到限制。但限制不能亂限，并不意味著一個人住上保障房后所有行為都受到限制，限制和懲罰應與濫用這種福利相關。比如轉租當然應收回，因為你把福利當成了營利工具；空置意味著你不需要住房，不收回就浪費了公共福利。亂吐口香糖雖然不文明，可它與保障房的資格有什么關聯呢？一個亂吐了幾口口香糖的人，憑什么就沒有了住保障房的資格？

　　理解廣州此舉是想借此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質，可這樣的素質要求，應平等地施加于每一個市民，而不是僅僅指向住保障房者，仿佛住保障房的人素質就差一些，這樣的規定中隱含著階層歧視。更重要的是，根本不該在保障房上添加“不準亂吐口香糖”之類的道德義務，吐口香糖與住保障房并無關聯，懲罰應該“罪刑相適應”，權利與責任應對應——為某種權利添加了不相關的義務，讓人們承受與錯誤無關的懲罰，這樣錯位的懲罰實際上是一種株連和綁架，以保障性資格綁架公民，以文明的名義肆意侵犯公民的正當權益。

　　這樣苛刻的規定和不相關的道德綁定，首先暴露了政府部門在提供保障房上居高臨下的“施舍意識”：保障房是政府施舍給你住的，你在各方面就得乖乖聽話，政府可以隨意處置自己恩賜給你的東西。

　　其實，保障房雖然帶著保障性質，屬于一種公共福利，但并不是政府施舍的(即使是施舍，也是所有納稅人“施舍”的，是社會給低收入者的保障)，而是政府應承擔的保障責任。福利并不是誰施舍和恩賜的，它也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公民權利。在某種低收入水平上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保障房，這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中的公民應享受到的福利權利。這種福利權利雖因其“福利性”而受到限制，但限制不能任意添加，只能在有可能損害這種福利的問題上進行約束，而不能添加無關的義務。

　　對保障房進行繁瑣、復雜、苛刻的扣分管理，綁定上無數種嚴苛的道德要求，也是政府部門創造權力、設租尋租的一種方式。本來政府在保障房管理上并沒有多大的權力，一個人只要收入水平符合了保障房資格且不違反基本規定，就可以享受到保障房，政府無權進行更多的干預。可有了這復雜的扣分規定，違反這個扣幾分，違反那個扣幾分，扣滿20分政府就可以收回保障房，扣分理由五花八門，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扣分，保障房住戶的命運就完全掌握在了相關部門手中。進行這樣苛刻的扣分管理，可能是政府創造權力的一種方法，扣分權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隨時可能收回住房。為了保住房子，住房者可能就不得不在權力面前服服帖帖，不得不老老實實地依賴權力的保護，甚至以各種方式向權力交保護費。扣分是一種提醒，你在利益上依賴于權力，你必須順從權力的意志。

　　繁瑣的考評是一種數字霸權，是一種權力統治術，如今許多領域行政權力對社會的控制，用的就是這種方式。典型如大學中，這個扣分，那個扣分，大學教授不得不屈服于行政官僚的指手畫腳。顯然，這是強者向弱者宣示一種道德霸權，我制訂規則，你服從規則，我通過“吐口香糖就收房”宣示著對你命運的支配權。

　　人們之所以反感這樣的道德約束，關鍵還在于，相比于限制平民的權利，相比于限制弱者那點兒微薄的福利，“限權”應首先指向掌握巨大資源的公權力和強者——可同屬于福利，強者享有的那些福利：國企領導的公款吃喝，政府官員的公務用車，公務人員的公款旅游，何時受到過類似“吐口香糖就收房”這樣嚴苛的道德約束？在我們的制度結構中，對公權力和強者的約束差不多是整個社會監管體系中最薄弱的一環，嚴厲都用在對弱者的監管上，嚴厲得近乎嚴酷。這，不能不說是另外一種道德霸權。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