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坦陳高房價的腐敗成本，約等于那個發現皇帝新衣真相的小孩第一聲驚呼，勇氣和膽識值得叫好，但對終結高房價難題未必有多大裨益。

　　1月19日《齊魯晚報》報道，談起昆明過高的房價，市委書記仇和稱，“昆明的土地價格比周邊(省會)城市都低，但是房價不低，為什么？原因是錢到了老板的包里。這是巨大的貪污腐敗！為什么？因為部分官員當了老板的保護神。目前我們已經掌握了一些線索，下一步會對這些官員進行查處。”

　　一些地方這種公開的秘密之所以少有人說，背后的道理很簡單：一者，說這話容易激起公憤，萬一有群眾“不明真相”，將樓市上的問題一股腦兒推給政府，那么，推心置腹就等于作繭自縛；二者，說這話要掂量掂量，萬一立錯了牌坊，難免有引火燒身之虞——這恐怕恰恰是很多人寧可鼓噪“丈母娘說”、“二奶說”、“準新娘說”、“富人太多說”等奇談怪論，而不敢言及房價中腐敗成本的主因。

　　一些地方高房價中的腐敗成本是不言而明的事情。早些年，就有開發商坦言，“樓盤開發成本只占房價20%，開發商能夠拿到其中40%的利潤，余下40%的利潤全部被相關職能部門‘層層消化’掉了”。由此，“腐敗成本”第一次有了一個比較直觀的民間數據。此后，形形色色的“房官”落馬，且多是拔出蘿卜帶出泥，讓我們對“房腐”有了連綿觀感。1月6日《中國青年報》消息說，2009年全年，浙江檢方立案偵查的該省國土系統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案件已達61件67人——諸如此類，窩案綿延、數字驚人，盡管輿論告訴公眾這些都是“個人問題”，但是，為這些天價“個人問題”埋單的，最終還是那些省吃儉用的業主。房價成本上的謎題，也就成了公開的秘密。

　　腐敗成本，聽起來敏感刺激，實質上卻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因此，仇和坦陳高房價的腐敗成本，約等于那個發現皇帝新衣真相的小孩第一聲驚呼，勇氣和膽識值得叫好，但對終結高房價難題未必有多大裨益。理論上說，打擊了樓市上的腐敗行為，開發商成本下去了，房價自然也就會跳水了——但是，這純粹是一廂情愿。首先，樓市上的腐敗癥結不在于“案發后”，而在于“事發前”，掌握了線索的腐敗，基本就是司法問題了，如果沒有常態的制度改良跟進，這樣的打擊只會啟發那些官商勾結更為隱蔽而已；其次，我們與“房腐”作戰也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情了，成果也不少，但是，追討出來的贓款，與我們已然埋單的高房價之間，并無直接關聯，換句話說，即便樓市腐敗天下大白，為腐敗所累的業主得到了一絲補償嗎？

　　樓市上的反腐只是救火，要杜絕那些燎原的星星之火，仍須對相關權力嚴加看管，杜絕其賣身當房產老板保護神的可能。(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