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剛剛結束，代表們和委員們聲討高房價的話音還未落，北京土地市場上一天之內就冒出了三個“地王”。老百姓對高房價上漲的預期不但沒有緩解，反而不寒而栗。

　　首先，從這三個“地王”特征來看，身份都是大型國企。中國兵器裝備集團、中國煙草總公司名列其中，一個是拿著納稅人的錢、一個是依靠特別壟斷獲取的特權利潤來參與炒地、炒房，這實在讓人難以容忍。如果繼續縱容這些超級央企參與市場競爭、與民爭利，必然會把正常的市場供需秩序割裂，市場會走向畸形的供需格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房價收入比指標畸形一樣，有錢人接連買房、囤房，而沒錢的人連一個衛生間也買不起。這就是典型的“兩極化”，也是權貴資本介入市場的典型特征。如不及時防范，后患無窮。因此，為了保障市場的效率和社會公平，及時抑制超大國有企業參與房地產開發迫在眉睫。同時，還應該抑制這些超大央企的上市融資和貸款。

　　第二，這些超大央企仗著資本優勢，不計成本拿地，制造“地王”導致地價大幅拉升，從而造成未來的商品房價格被懸在高位。因為房地產商不可能做賠錢買賣。實際上，“地王”制造的背后大有貓膩。有人在跟蹤2007年的“地王”后發現，就“老地王”本身而言可謂“晚景凄慘”，高成本拿地并沒有讓他們獲取高額收益。但是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高價拍“地王”只是開發商和當地政府拉抬地價的手段。因為，他們在拍“地王”之前或許已經在周圍囤積了大量土地和房子，想借“地王”現象來“四兩撥千斤”。近期就有消息稱，北京這三個“地王”的降臨使周邊區域二手房主紛紛坐地提價，二手房價格也水漲船高。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制造“地王”也是一種哄抬炒作的操縱行為。因此，政府部門應該介入審查，如果存在操縱價格行為，則要給予重罰。

　　但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又與房地產商是利益同盟，他們想方設法來高價賣地，指望他們來查無異于與虎謀皮。所以，公眾媒體要發揮監督作用。

　　第三，房價抑制政策不到位，在執行中變成了拉抬房價的工具。

　　比如，有人宣傳說：“政策強調要將土地總量70%用于保障性住房，而沒有說明土地供應總量是多少？增加了多少？如果總量沒有增加或增加不夠，保障性住房占據了多數，那么最終只能導致商品房的供應量減少，結果房價上漲更快。”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來賣房或賣地，顯然是在打政策的擦邊球，政策制定部門應該及時調整修復政策，防止調控政策成為高價賣地的“幌子”。

　　從目前的情形來看，真正期盼房價下跌的是一些尚未購房和買不起房的人，是真正的弱勢群體；而真正盼房價上漲的是開發商、地方政府、銀行、融資機構、囤房者和一系列利益相關者，顯然是強勢群體。二者之間的博弈結果可想而知，雙方實力懸殊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一定要下狠手、下決心來解決問題，替弱勢群體伸張正義。

　　第四，不要讓保障性住房僅僅淪為一個美麗的概念和口號，應該讓其成為保障社會公平和平抑畸形市場的主要力量。

　　可是，從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來看，中央財政2010年保障性住房專項補助資金632億元，比2009年僅增加了81億元。而這與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15910億元相比，僅是1/25；與2009年房地產銷售額43995億元相比，僅是1/70。這種投入不要說抑制房價，就連解決少部分人的住房問題都不現實。顯然，杯水車薪的保障性住房顯然很難起到平抑高房價的作用，難怪很多房地產商不擔心政府花拳繡腿式的調控。

　　既然中央政府想平抑高房價，想真正保障社會公平、公正，宏觀調控就不能再空喊口號，應該多做實事，筆者希望：一要多建保障性住房；二要把物業稅落到實處，用稅收杠桿來抑制囤房、囤地現象；三要對境外機構和外國人在中國的購房行為進行必要抑制，先保障國內居民的居住要求。蘇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