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庭審過程中，陶建國一直低著頭，雙眼微閉，甚至在回答公訴人的提問時，也是如此。他，1967年出生，原外高橋保稅區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處處長、外高橋功能區域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和環境管理處處長。因為涉嫌受賄昨天站在了市一中院的被告席上。

　　行賄陶建國的開發商之一洪某出手很“大方”，前后送了29套房產和69萬元給他，故這一案件曾被檢察機關稱為2008涉案數額最大的行賄案。“陶在業務方面相當精通，又年輕，原是國家重點培養的年輕干部。”在庭審中，公訴人表達對陶的惋惜。

　　在法庭上，陶建國對檢察機關就收受財物的指控均予以承認，但對行為性質表示異議，認為不是受賄，而是自己“經商”、提供專業咨詢的“正當”所得，自己對項目的審批全部是依法進行的。據悉，此案將連續審理兩天。審理后，合議庭會擇日宣判。陳軼珺

　　精通業務，曾被重點培養

　　辯護人席上坐著滬上著名刑事律師翟建。身陷囹圄的陶建國神情憔悴，失去了往日的風采。

　　學習土木工程的陶建國對業務精通，干活也利索，年紀輕輕單位就有意將他培養成后備干部。1997年組織上將他送往一家房產公司實習，在那里他了解了房產公司“做生活”的整個套路，也是在那里他逐漸對開發房地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99年，年僅32歲的陶建國擔任了浦東新區農村發展局城鎮建設管理處(村鎮規劃土地處)處長助理的職位。并在之后的數年間連升3級，坐上了外高橋保稅區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處處長、外高橋功能區域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和環境管理處處長的位子。

　　本來陶建國的前途應當一片光明。然而，時間到了2008年9月，他的仕途卻急轉直下。因為收受他人賄賂，在一片驚愕聲中，處長突然變成了階下囚。

　　根據檢察機關的指控，陶建國于1999年到2008年期間，利用先后擔任原浦東新區農村發展局城鎮建設管理處處長助理、副處長及浦東新區外高橋功能區域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環境管理處負責人、副處長的職務便利，在負責的建設工程項目規劃審批等工作中，先后收受多家房產公司賄賂款共106萬元人民幣，以及價值1379萬余元的29套房產。

　　出租房產，每月穩賺租金

　　2000年至2008年，上海房產市場蓬勃發展。在浦東新區有兩家房產公司——上海申港房地產有限公司和上海興都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先后開發了曙光苑、曙光北苑、曙光東苑，以及川沙鎮王橋生產資料交易市場、合慶鎮小商品市場等項目。

　　根據起訴書中的指控，陶建國從專業人士及規劃部門官員的角度出發，在建設用地規劃、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審批中給申港和興都兩家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洪某提供了不少幫助。

　　洪某也不忘“投桃報李”，先后給了陶建國69萬元以及29套房產。構成了起訴書中他收受賄賂的4節事實中最大的一筆。29套房產中除了一套聯體別墅陶建國自住外，還有26套商鋪和2套住宅。

　　陶建國樂滋滋地當起了“地主”，將這28套房產悉數出租，每個月收收租金也賺得盆滿缽滿，以至于這些年房租共收了多少錢，就連陶建國自己也說不清。“我是將房屋的出租托管給洪某管理的，收到的錢我就拿去炒股，剩下的都被我花光了。”

　　一個普通的公務員名下竟有那么多房產，肯定令人生疑。陶建國也擔心暴露：“我怕違紀，于是將上述房產過戶到了母親的名下，避人耳目。這么多年來，我母親一直被我蒙在鼓里，不清楚名下有這么多房產。”

　　庭審焦點

　　究竟是受賄還是經營所得

　　嫌犯陶建國說法

　　早在1998年，自己還擔任鎮長助理的時候，就和某鎮的鎮長、某村的村書記等人合伙成立了申港公司。“因為我在房地產公司實習過，很懂流程，所以我是大家極力拉攏入伙的對象。因為考慮到公務員開公司傳出去不好，其他幾名官員都是以自家親戚的名義入股的。“我在申港公司占了23%的股份，是最大的股東之一，在公司解散時，根據股份的份額，分到了29套房子、49萬解散費和10萬紅利。其余幾個人也都有20多套房子。”陶建國這樣解釋房產的來源并強調，雖然自己并未在申港公司擔任過職務，但以參加股東大會的形式參加過經營，并且從事了“確立公司工程項目”、“確立地塊和房產銷售商”以及公司的成立與解散等工作。

　　之后因為申港公司幾個股東間產生了矛盾，陶建國與洪某決定自立門戶，興都公司就此誕生。陶建國為此還抵押了部分房產抵押，為新公司的運作注入過資金。

　　檢方說法

　　事情遠不是那么簡單。陶建國不但收受賄賂，還主動“索賄”。“我在自己開發的小區有一間商鋪，陶建國看后覺得很中意，也想要，我起初不大情愿，但又沒辦法，不能得罪他啊，就給了他5間。我擔心他再來問我要，就謊稱余下的商鋪都賣掉了。”洪某在供詞中供出，陶還關照他不要在房產證上寫他本人的名字，洪興遂按照陶的意思將房產全部登記在了陶建國母親的名下。“拿這些房子，陶建國都沒有出錢，為了少交稅，我參照川沙的房地產市場行情寫了最低的價格。”